中国社科院日前首次发布了《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
应该为浙江喝彩还是担忧？如果放在两年前，担忧者甚众，记得那个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农·史密斯来了中国，唠叨着“资本自由化和财产私有化是自由的基础和经济繁荣的保障”，甚至引申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话唾沫横飞地说“智者是不会干涉别人走向富裕的道路的”，但谨慎的中国人仍然觉得应三思而后行。
两年过去了，喝彩的声音占了上风。现实来看，浙江民营经济搞的有多红火有目共睹，人均GDP也是一路走高，理论层面上，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经济自由度越高，国民就越富裕。有人可能又会提拎出温州“炒×团”来说事，说什么金融风险丛生，说什么民众福利受损。这显然犯了因噎废食的毛病。
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自然不自然地在践行“破坏性开发”的发展方式。虽说资本自由化带来了散乱无序的民间游资，甚至是炒房团、炒煤团等令人头痛的附属品，但另一面或许是自由竞争、行为激励、企业家精神等经济自由化的行为特征。民间金融近年来上了央行等国家部委的案面，最近的莫过于“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在中国掀起的新一股民间小额信贷争论热潮了，我们可以认为，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经济下阶段努力的方向。
问题是，特权与强政府过度干扰经济导致市场失灵与资源配置失灵仍然是中国大多数省市的一大硬伤。当初温州民资响应北京国资委的邀请，欢天喜地参与北京国企改制，结果呢？要么水土不服，要么半路夭折，原因便是强势群体在成本分担与利益分配上的霸道作风，在他们眼中，宁愿两败俱伤，也不愿看到对方赚得盆满钵溢。相反，一个使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和事实是，近年来60%的民企并购案都以失败告终，许多民资(诸如倒塌后的德隆系)反成为国企并购的“盘中餐”，国企行政垄断态势的不松反紧引得一片嘘唏声。
我们不能总是充当着墙头草或嬉皮士的角色。资本积累阶段的民企或许曾采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多少年后东窗事发，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昔日资本流动的不自由，而是这个企业主怎么样地不道德，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最近扑朔迷离的“黄兴裕受查”风波再一次警醒，如果今日中国仍然对资本自由度不加重视，那么多少年后，中国市场机制的软肋与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原罪”依然将是经济健康运行的短腿。
这便是笔者建议将资本自由度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的原因。早在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达到基本共识，即政府应不遗余力保护和促进经济自由，保护和扩大个人、企业、资本的自由度。可惜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就算改革开放甚至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命题仍然有左右两派观点。事实上，目前形势已非常明朗，力促资本自由化不失为明智之举。
这一考核指标其实很有意思，它考核的内容不是政府与市场要素要多亲近，而是“有多远”，即削弱资本流动的行政管理色彩，改变对不同的资本流动实行非对称性管制的作法，而是注重企业的自生能力。林毅夫对自生能力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它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当然，“远”主要是指行政部门收拢旁逸斜出的“蟹角”，而不是“置之不理”，相反，政府在促进资本自由度方面应做的还有很多，比如给予自愿交易、方式灵活的民间信贷以足够信任，对一些优质的民企在申请出口信贷时给予适当的政府担保等。
此类信任与担保可能同样转化为一种“裙带风险”，即行政部门与巨头民企的联姻或寻租。这就涉及到与资本自由度息息相关的另一个层面，即政治因素、制度建设、文化传统等。在坚定推进资本自由化改革的同时，约束机制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