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时期，教育与政治无论如何纠缠，教育界自身有着较大的独立性，教育决策往往出于“全国教育联合会”，而呈请教育行政部门颁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教育者对于教育的宗旨、内容和政策，往往具有主导作用。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当政者在教育界颇思有所作为，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掌控了教育的决策权，并由此开始了各个层面的改革，对一向纷扰的高等教育界尤其用力。改革的内容有的为教育界历来所主张者，因而受到欢迎；有的则因过于偏重为现实政治所用，遭到批评和抵制。其中，是否应该贬抑文法科以重点发展理工科，成为20世纪30年代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从教育本身的发展看，自实行分科教育以来，文理之争在中国教育史上一直不绝如缕，似乎到今天仍未达到和谐发展的状态，探讨这一论争，或可为认识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某种启示。
1932年5月19日，广州的“教育专家”在中山大学召开了一次讨论大学教育方针的会议。会上达成了一个议决案，其中第一条即是：“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这样一种议决出台后，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引发了长达一个月的论争。首先发难的是时任岭南大学教授的陈序经，在他看来，“这种教育方针和政策，于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实在不容轻议妄动。”从总的情况看，参加论争的人大都对这种议决持反对态度。
就在广州关于文法科的政策出台11天后，陈果夫即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一个所谓“彻底改造教育之新动议”，其中指出，“自本年度起，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该案在1932年5月30日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交教育组审查，内容与广州的教育决议如出一辙。尽管国民党内部政见纷歧，但在对实用科学的重视上，却是难得的一致，这种“抑文重实”的政策在国民党的许多文件和法令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获得政权后的国民党试图致力于建设的反映。陈果夫的提案显然是国民党已形成共识的教育方针的极端表示。
该提案的一个重要根据是1931年教育部的高等教育统计：“全国文类(文、法、教育、商)学生，占百分之七四.五，实类学生(理、农、工、医)占百分之二五.五。各类之中以学法政者占百分之三七.二为最多；文哲占百分之二二.六次之”。由此得出全国高等学校“有文重实轻之畸形状态”。可以推知，全国性的教育统计是国民党“统一”后的一个硕果，显示了国民党统筹规划高等教育的趋向。北洋军阀时期，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往往不出京师，教育界的各自为政，人所共知，这自然容易产生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因此，全国性的教育统计体现了政权更替所带来的变革，同时也体现了当时政治决策的改良。根据统计数字制定政策，这毕竟比凭个人好恶或突发奇想要高明得多。但是单调的统计数字往往掩盖复杂的真相和社会现象之外的深层次问题。因此，仅仅根据统计数字来制定政策，也未免流于简单化。同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兴彼必然废此，国民党人似乎并未摆脱传统当权者的武断习性。另一方面，以“革命”夺得政权的国民党人，其惯性的革命思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用之于“建设”。
以实际情况而言，当时文法院校的确过多，文法毕业生社会形象也确实不佳，由此对文法科进行整顿和规范，实属必要，但是据此而要求停办文法科，则显然为大谬，如果当政者在知之不充分的状态下试图有所作为，可能要有害于无为；而在没有权力制衡的社会里，政治家的雷厉风行，往往是蛮干或胡干。
应当指出的是，陈果夫停办文法科的提议公布后，确也有不少的支持者，甚至“全国人士，都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就是‘提倡理工，贬抑文法’”。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言过其实，把自己的主张无限扩展为“全国人士”的主张，或者自封为“公论”的代表，成为20世纪中国现实关怀者的通病，当权者如此，议论“朝政”者似乎也并不例外。其实，当时社会上对于文法科的态度，远不像这里说的举国一致。
在陈果夫的提案还没有交中政会讨论之前，蒋廷黻闻讯后即于《独立评论》上进行了“不必评论”的评论：“国家怕乱就把这些功课停了；停了的结果徒然使国家更加乱，因为国人的思想更加会乱。”针对陈果夫提案中“文法人才过剩”不合“社会需要”的说法，时人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驳。与轻视文法科的态度相反，有人特别强调“文法之士”比“农工”人才更重要，“根本来讲，一部历史的传衍递嬗，多半是由于文法的两种人所主动的，文学家，思想家事前鼓吹，从事于心理建设的工作。然后政治行动家，擘划经营，领袖群伦，做改良或革命的实际运动。至于农工二者，只是受了前二者吩咐，做比较刻板的稳定的工作。”这些不同的认识大概是陈果夫没有想到的，众议虽然有时令人无所适从，但毕竟可弥补专断者视野之外的盲区。
如果撇开论争的内容，而去追查一下论争的人，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主张停办文法科，是什么样的人在反对停办文法科，则可发现，提倡停办文法科的人多为“党国巨公”如邹鲁、陈果夫等和地方政要如曾文豪、郑贞文等，而反对停办文法科的人多为教育界特别是文法科方面的自由知识分子，如陈序经、蒋廷黻、池世英、刘廷芳、罗廷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