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逼近的时候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说实在的，当时对姚文元的文章，尽管他们公开点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名，但总觉得是历史学界学术观点的争论，没有更多地去想。后来才知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设计，经毛主席批准发表的，旨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造舆论。

　　时隔不久，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12月8日至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批判罗瑞卿，解除他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

　　罗瑞卿事件，对我的震动确实很大，着实令我吃惊！因为罗瑞卿是我的直接领导，而且在不久前他还向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汇报备战问题，中共浙江省委刚刚传达过他的讲话精神，怎么一下子成了"篡军反党分子"呢？接着，又传来了中央免去杨尚昆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消息。我心里总觉得这是个问题。

　　1966年伊始，政治气氛紧张起来。4月10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中火药味很浓，咄咄逼人。

　　我还是积极地争取把自己地区的各项工作抓上去。地委机关干部在山区会议后，春夏之交，先派一部分干部下去。6月份，在石垟蹲点的同志又迁到了平阳县鳌江镇下厂公社这个以渔业为主的沿海公社蹲点。我则住到鳌江镇政府办公地，挨村走访，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又到洞头县海岛渔区住了半个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狠抓渔区工作。

　　温州地区250公里海岸线，有洞头，南、北麂三个渔场，有几十个鱼类品种，养殖也有110多个品种。小潮汐露出水面的海涂有48万亩，一般都适宜于围垦，晒盐，养殖，种咸草、咸水稻，其中有十万亩可围垦为良田。沿海还有为渔业服务的手工业、副业、鱼货加工业，有大量蛎壳可以烧蛎灰，代替肥料，搞综合利用。盐产地有大量苦卤，可以生产几种化工产品。潮汐来，有大量小鱼、小虾，可以养鸭、养猪......

　　当时分析温州地区情况，为全面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要解决薄弱环节，渔业就是薄弱环节之一，和农业相比，落后一步。其他如山区工作、城镇工作、集体副业等也是薄弱环节。1965年、1966年冬春就集中地研究推动了一下山区工作。地专机关到鳌江渔区办公、蹲点，又派一个工作组到先进渔业单位龙江公社总结龙江大队经验，连同洞头县在两个公社的蹲点调查，抓了第一手材料。

　　我的渔区渔业工作报告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基础上完成的，为的是集中地推动一下渔区工作。

　　渔区工作第一个会，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渔业工作队伍；二是渔业生产的方针政策。从地、县、区、社直至大队，要建立一套好的班子，形成一条战线。

　　当时这条战线的队伍很不健全，从形势发展、生产任务的要求看，都很不适应，要整顿提高、充实加强。

　　当然，也要一分为二，渔区已出现一批大寨式的先进单位，沿海各县都有，如平阳县的龙江大队、瑞安县的华胜大队、洞头县的半屏公社、东岙顶大队、乐清县的南岙大队、温州市的状元大队。就是从沿海各区来说，哪怕较差的，也有几个大队较好的。一个公社来说，也有好、比较好和较差的三种情况。

　　渔区工作第二个会参加人数较多。我分析了全区渔区工作的发展变化，1949年解放前夕，渔业生产濒临破产的地步，全区渔业产量仅19万担。解放后，很快恢复到100万担，1956年，已达200万担，因工作失控，搞了敲鼓作业，渔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64年以来，开展面上和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执行党中央一系列政策，渔业生产稳步回升，出现了一批大寨式先进单位和红色、焦裕禄式好干部、好老大。特别提到平阳县舭艚公社七姓底大队黄孔星老大，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全区渔民的榜样，优秀共产党员。

　　我指出，要搞科学实验。洞头县九仙大队搞"带头船"，实际上是搞科学实验。我还指出，要培养"红色老大接班人"。要和渔民代表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争取改变渔区面貌，全面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

　　两个渔业工作会议，在当时情况下，还是开得较好的，因为基本掌握了全区渔区渔业生产的情况，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现了一批自己地区的典型，从中摸索到一些发展生产的客观规律。

　　但是，这些努力都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冲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