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保工作。近两年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了新时期环保工作的思路，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国务院召开了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温家宝总理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做到不欠新帐，多还旧帐，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这是方向性、战略性、历史性的转变，标志着我国环保工作进入了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主要目标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主要任务是推进历史性转变，总体思路是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主要措施是抓落实、抓实干、抓细节、抓基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部署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全面认识历史性转变提出的背景和内涵
历史性转变是在处理环境与经济关系的过程中，从以经济增长为重、经济发展先行，转变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行。保护环境的手段也随之从单一到多元。这是处理环境与经济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是保护环境方式的根本性变化。
纵观世界环境保护历史,每一次重大环境事件,都会引发经济与环境关系的重新调整,都会带来环境技术的重大创新。这种转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绝路逢生型。如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处于唯经济发展时代，环境问题没有引起重视，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以《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为标志，告别了唯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一切重大行动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既开创了世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先河，又找到了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途径。从1970年开始实施《清洁空气法》，20年后，30岁以上的人群中早衰死亡减少了184万例。其他呼吸道疾病如急性支气管炎患者比无控状态下减少970万例。1970—1990年间总收益可达222万亿美元，即每年11万亿美元。
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国家战略从经济发展优先逐步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调整，实现了第一次转变。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环境质量得到了很大改善，河流清洁了，空气污染比以前减少了许多，固体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也得到了管理和控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从提高环境保护的效率出发，德国又将环境保护全面融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中。2004年以来，德国正在实行整体性物质流管理战略，努力将垃圾流转变成资源流，在避免垃圾处理二次污染的同时，增加就业机会，实现第二次转变。
二是奋起直追型。日本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经济年均增长高达10%，在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环境灾难。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日本一开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护环境，结果没有摆脱公害事件爆发的厄运。在强大的压力下， 1970年召开的64届国会，确立了环境优先的原则，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环境标准。这不仅没有妨碍经济发展，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日本从1975年到1980年，工业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由615万吨降至54万吨；二氧化硫由1109万吨降至72万吨，5年中分别下降了12%和35%。而防止公害的投资在1975年达到顶峰后逐年减少，到1980年只有1975年的1/3，可见产业结构优化贡献之大。实践证明，历史性转变为日本的环境保护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基本解决了产业污染问题，创造了世界环境保护的奇迹。
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十分有限。他们通过反思认为：日本已形成了一个资源浪费型的社会经济结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仅靠传统的末端处置的办法，解决不了废弃物问题，而且浪费了大量资源，需要引入循环型理念来改造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日本将2000年定为“循环型社会元年”，制定了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2003年制定了《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计划》。通过环境与经济的高度融合，努力使控制污染的效率进一步提高，成为资源利用率和污染排放强度最先进的国家，加快了第二次转变的步伐。
三是跨越发展型。在工业化的初期，新加坡随意倾倒垃圾、排放废水和废气的现象较为严重。但环境问题暴露后，他们立即实行历史性转变。1971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城市“环型发展计划”，即环绕主岛进行建设。城市实行功能分区，将工业区与居住区分离，重工业区远离居住区，重污染大型企业建在岛屿上，避免市区环境污染，保护市民健康。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新加坡以政府为主导，不断加强环境保护的机构建设，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框架和管理体系，在土地利用规划指导下开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并进行认真的污染治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拥有了清洁和健康的环境，成为举世闻名的花园式城市。
在人类社会对环境污染觉醒的过程中，三本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本是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她警告人们，如不解决环境问题，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这本书唤起了很多人的觉醒。1970年4月22日，从美国的西海岸到东海岸，有2000多万人走上街头，将反污染运动推向高潮。日后，这一天被定为地球日。第二本是《增长的极限》。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聚会罗马，于1972年提交了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一度成为当时环境运动的理论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环境运动的开展。第三本是《只有一个地球》。1972年，受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与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撰写了《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被视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筹备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地球伦理学的基础。
伴随着历史性转变，环境保护经历了三次飞跃。一是197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世界各国开始了共同保护环境的征程。二是1992年召开的里约环发大会，人类社会达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共识，找到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三是2002年召开的世界首脑会议，提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以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为标志，发达国家在总体上实行历史性转变。
国外的经验教训表明，历史性转变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转变前，轻环境保护重经济增长，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必然是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主要借助于行政手段，环境管理的力量相对较弱，环保工作处于被动、事后、补救、消极的状态。转变后，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处于并重地位，环境保护成为优化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环境保护的手段包括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环境管理的力量显著增强，环保工作呈现主动、事前、预防、积极的格局。实践证明，历史性转变越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
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近100吨苯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引发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11月14日10时，吉化公司东10号线入江口水样主要污染物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其中苯平均超标2000倍以上，苯胺最大超标1000倍以上，硝基苯平均超标700倍以上。污染团顺江而下，严重威胁着沿岸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数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11月23日，松花江哈尔滨段取水口关闭，380万哈尔滨市民饮水受到直接威胁。停水当日，超市内出现抢水风波，各种饮料和饮用水瞬间被抢购一空，40万中小学生停课，3000多家企业开始减产或停产，加上有人谣传哈尔滨近期将发生地震，全市陷入了一片惊恐和慌乱之中。次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在北京紧急拜会国家环保总局，表达了对此事件的高度关切。一些西方国家借此大肆渲染“中国环境威胁论”，在国际上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从容应对、快速处置，有效善后、化危为安，将这一事件造成的损失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同时，认真汲取教训，研究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规律。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温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环境保护将实行“三个转变”，揭开了环保事业发展新的篇章。
二、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
当前，我们国家的发展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措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全力推进历史性转变。
第一，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审视环境问题。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过多地消耗环境，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良好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2006年，国家环境监测网监测的745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达32%和28%；七大水系中，除珠江、长江水质良好外，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国控重点湖(库)中，太湖、滇池为劣Ⅴ类水质，巢湖为Ⅴ类水质。全国监测的559个城市中，空气质量三级和劣于三级标准的分别达285%和91%，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损害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我们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环境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气力、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改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严重不协调的局面。
第二，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必须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部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史。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就是燃烧。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传统的发展模式，消耗的资源多，产生的污染大，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科学发展就是消耗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前者是“资源节约”，后者是“环境友好”，总括起来就是又好又快。环境保护是促进科学发展的有生力量。实践证明，环境容量是区域布局的重要依据，环境管理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环境标准是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环境成本是价格形成机制的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在实施限制汽车尾气排放的法规方面，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以尾气排放管制损失大于效益为借口，暂缓执行了1970年通过的“马斯基法”。日本果断实行了限制汽车尾气排放的政策，不仅促进了环境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且迅速提高了日本汽车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这是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真实写照。坚持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必须以环境准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功能分区促进产业布局合理有序，以污染减排促进生产技术换代升级，以环境成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第三，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必须从国家战略的层面推进环境保护。环境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复合体”。单纯依靠技术办法治理环境污染，必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只有将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环境问题。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治理污染，付出了高昂的治理成本，依然没有摆脱环境恶化的厄运；70年代确立了环境优先的战略，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治理成本减少了2/3，环境质量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新世纪，环境保护开始与经济、社会、文化高度融合，循环经济的战略付诸实践，循环型社会的构架初见端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战略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第一次将环境保护有机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模式，为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要把污染减排和环境保护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促进各级党委、政府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促进各地真正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要把污染减排和环境保护宣传纳入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弘扬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促进全社会投入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伟大洪流中，将环境保护落实到公民的具体行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