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先生墨迹》

　　 蒋百里先生的外孙钱永刚

　　 蒋百里先生的外孙女周瑾

　　 蒋百里先生寄给家人的明信片

　　 蒋百里先生的印章

　　 蒋百里先生的德文信件

　　 他是后人眼中的兵学泰斗，是子孙眼中完美的父亲。他距离你我很远，始终带着光环。而今天，摆在面前的这本《蒋百里先生墨迹》，让你能近距离接触他。振聋发聩的《国防论》手稿和《欧洲文艺复兴史》手稿都是首次面世，除此，书中还收录了先生家信、书法及在狱中所抄经文。

　　 “当我捧起这本《蒋百里先生墨迹》时，真是十分高兴，心里非常激动。因为我看到他老人家的墨迹，就像看到他本人一样。这都是你一片心血的结果，我向你致敬。”蒋百里先生的三女儿、钱学森夫人、著名音乐家蒋英先生在给本书的主编吴德健的信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蒋百里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真正的爱国者，《蒋百里先生墨迹》出版后，我一定要珍藏一部。”金庸先生得知后，在写给吴德健的信中表示要买一套。

　　 《蒋百里先生墨迹》，典雅的木版封面，一函三册，线装本，每册均为深蓝绢制封面，宣纸印刷。正如著名美学家章又新所说，“本书从内容编排到版式装帧设计都达到十分完美的境界。”

　　 “在他们心中，我外公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在外婆眼中，我外公是一个完美的丈夫。”

　　 这本《蒋百里先生墨迹》罕有的收录了先生的德文信件，这其中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纪念蒋百里逝世70周年图片展和座谈会后，蒋百里的子孙和研究专家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他。

　　 那封信，是蒋百里写给他在德国留学时的房东Aston的。在先生留下来的墨迹中，给Aston的信有厚厚一叠，是Aston的孙子小Aston专程送到中国来的，同时送来的还有Aston的日记。蒋百里的外孙女周瑾讲述了这个普通德国家庭三代对她外公的记忆。

　　 “在Aston家里挂的唯一一张照片就是我外公的。小Aston在70多年前见过我外公，那时候他只有十多岁，却印象深刻。当时，家门口停了一辆漂亮的车子，邻居都说中国大使到家里，他记得，车上一起下来的还有两个漂亮的中国女孩，就是我的母亲和三姨。他说他第一次用筷子吃中国饭，都是我外公亲手教的。而小Aston母亲一代，更是印象深刻。我见到她时她已经90多岁，不太能说话了，但是我通过她和小Aston的对话，能了解一些。‘妈妈，世界上什么人最聪明？’‘中国人最聪明。第二是犹太人，第三是德国人。’生活在柏林乡间的她，我外公可能是她见过的唯一中国人，却给这个骄傲的德国知识女性留下了一个终生印象。Aston是一个严谨的德国绅士，很少赞扬人，在他的日记中留有很多关于我外公的记录，对我外公不吝赞美之词。小Aston说我外公是他祖父唯一赞扬过的人。历经战乱，Aston家产几乎丢弃一空，却始终保存着我外公的信件和照片。”

　　 周瑾的母亲是蒋百里的第五女。“在我们第三代看来，我外公就是一个被神化的人，父母一辈无比崇拜他，连钱学森也佩服我外公。在他们心中，我外公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在外婆眼中，我外公是一个完美的丈夫。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症，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二姨从国外回来，拿全家福给她看，外婆第一眼认出，‘这是爸爸，这是我。’但她始终不记得这个1948年出国的女儿。”作为父亲，蒋百里对女儿教育得非常好。他非常开放，他不仅没有让女儿裹脚，还教导她们要自立，要发展自己的长处，三女儿蒋英喜欢音乐，他就不计代价送她去欧洲学音乐。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国。几个女儿虽有日本血统，但面对日军侵华，全家没有学过一句日文、吃过一顿日本饭，没有任何日本生活习惯。

　　 钱永刚是先生的三女儿蒋英和钱学森的爱子。回到外祖父家乡的他，十分放松。“我了解外公主要是通过看书。关于外公，父母讲得不多。小时候，母亲希望我好好读书，她不直接说功课做好没有，会拿外公的事情来激励我，说外公童年家里很贫困，但始终不放弃读书，没钱交学费就去当陪读。”

　　 长大后，他总是听别人说起，外公是了不起的军事理论家。他就想知道为什么。于是就去看书，知道了先生作为军事理论家的一面和他多才多艺的一面。随着年龄的增大，对外公的思想理念认识更加深刻。“外公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闪光点还是在军事理论上。他提出了前人没有的理论，第一个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具体实践，通过军校付诸实施。”

　　 说起外公对家人的影响。钱永刚觉得主要是对母亲那一代的影响。母亲曾经给他讲过一个故事，那还是母亲读初中的时候，正绞尽脑汁地做数学题，外公走了进来，母亲赶紧站起来，外公说，你别动继续做。母亲怎么都解不开那道题，外公看了，走过去，拿着笔轻轻写了两笔，母亲一看，思路通了。“外公对女儿的影响是身教，很少说什么，这个从母亲对我的教育方面可以看出来。”

　　 不能不说蒋百里作为军事理论家的一面，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理论，令军界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一代儒将，代表了中国最后一代“士”的风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纪念馆馆长马永祥谈起先生就激动地仿若被“附身”。蒋百里性格耿直，刚正不阿，时刻教育学生守信、守时、苦读、勤练、爱校、爱国。这是保定军校精神，是蒋百里精神。他认为一个理想的中国新军人应该是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和中国的游侠的结合，与中国历代忠臣良将的爱国精神熔为一炉。

　　 1938年先生早逝，黄炎培悼念先生的挽联称他是“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他的文学思想研究，他的《欧洲文艺复兴史》让文学界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物以类聚，先生和萧伯纳、泰戈尔、梁启超、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蔡锷、张大千、柳亚子等都是来往密切的朋友。

　　 “第一本书出来的时候，我亲了三下，泪流满面。”

　　 这套书是吴德健五年的心血。其实这个想法放在心里不止五年。很小的时候，他常听祖父说曾祖母——海宁唯一女同盟会员任菊宝和蒋家的交往，那时候就觉得先生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2000年，他进了海宁博物馆，陆续编写了《徐志摩先生墨迹》、《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释文本）。2004年受查济民所托，主持修编失修近百年的《海宁查氏宗谱》等一系列的书籍。而他心里放不下的始终是《蒋百里先生墨迹》。但困难很大，蒋百里手稿十分少见，浙江博物馆和重庆博物馆都只有一件，民间也非常稀少，唯一可行的是得到先生亲属的支持。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见到蒋百里三女儿蒋英，把自己编的书送给他们看。“蒋英看了以后觉得我是一个做实事的人，她委托儿子钱永刚全力配合我做这件事情。”之后，钱永刚整理出了大量的先生墨迹、手稿、信札，原件保存得很好。

　　 怎样打动先生家人，吴德健说，不过是一颗真心而已。再一个是经济问题，个人出书太不容易了。“我是工薪阶层，出书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有热爱文化的企业家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我便将收藏的名人字画赠送给他们。”吴德健的朋友在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他为了收集资金，送出了三分之一的藏品。“第一本书出来的时候，我亲了三下，泪流满面。”说到这里，吴德健已是声音哽咽。书，终于在先生逝世70周年前夕出版了，令他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