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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OL/1.22.95
吴梅:她的名字因新闻而传奇

 

 

冯安琪和吴梅(右)合影。

  人 物:吴梅

  籍 贯:浙江海宁

  出生年月:1923年

  红色经历:1937年,带领6个好友投奔革命。

  1938年9月18日,创办宣传抗日的报纸《啸报》(后改名为《浙西导报》)。

  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至1949年,在《民族日报》、《抗战报》、《苏南报》、《苏浙日报》、《新华日报》、《大连日报》、《旅大人民日报》等任编辑、主任、部长、主编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为党的新闻事业奉献一生。

  1983年7月,浙西山区。

  一位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驼背老人有些吃力地行走着,走这样的山路,对老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人的手里拿着笔和纸,一路不断做记录。有时,老人会突然泪流满面。她的思绪,一定又回到当年烽火岁月。

  老人叫吴梅,原名吴曼华,1914年出生于海宁硖石。我今天饱含深情追忆的主角,正是这位已离世24年,为新闻事业奉献一生的传奇女子。

  2009年5月7日,嘉兴解放60周年纪念日。

  我一口气说完了我必须尊敬的这位新闻前辈的故事,又在故事的开头添加了这段文字,关乎吴梅,却是我的心声。

  在此之前的两个星期里,我一路追寻吴梅当年的足迹。坦白说,我原来并不知道这位新闻前辈。吴梅终身未婚,没有子女,我的追寻一度异常困难。

  吴梅儿时生活的住所,应在海宁衍芬草堂附近。如今,这里已无人知晓,曾有一位驼背的瘦弱女子,从此出发,以新闻为武器,抗日抗敌,服务人民。站在衍芬草堂大门前,我只能遥想这位传奇前辈的革命情怀。

  吴梅后来在《解放日报》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我先后向上海市老干部局、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文广集团等了解吴梅信息,只得少许片段,却让她的形象在我心中闪光。

  联系上吴梅当年战友、一生好姐妹冯安琪更是机缘巧合,得知我的用心,90岁的老人提供了大量帮助,也让我对吴梅的还原更加清晰。

  看到吴梅照片的那一刻,我震撼。她的那些传奇经历和新闻追求,刻在我的脑海里——她那瘦弱的身体很高大。

  以巨大的革命热情,创办《啸报》

  1937年冬,金华

  7个同行的年轻人,一路打听《东南日报》社址。他们是海宁同乡,领头人是吴梅,她的身边站着陈才庸、张纪斐等。

  家乡已成沦陷区,多少有些鲁莽的7个人,满怀着对日寇的仇恨,不久前决然离开海宁,准备取道南昌赴延安参加革命。到金华的途中,7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向群众宣传抗日。

  他们其实已囊中羞涩,正为盘缠烦心,到了南昌如何找到党组织,他们也不知道。革命情怀激励着7个年轻人。

  他们在金华多停留了几天,为什么没直奔南昌,今天已不得而知。他们偶然得知一个兴奋的消息——《东南日报》有抗日组织。

  在金华《东南日报》印刷所,他们见到了地下党组织。经安排,一部分人前往延安,陈才庸和张纪斐去龙泉,吴梅返回家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春夏,海宁硖石

  吴家大女儿又回来了。吴梅在镇上的知名度很高。10岁那年,吴梅因贻误治病落下残疾,但坚强的她并没消沉。日寇入侵东北时,对日寇恨之入骨的吴梅,将父亲店里销售的日货包装袋戳破,并告诉父亲不得继续销售,父亲听从,还劝说镇上同行不售日货。1935年小学毕业后,她说服父母,跑到上海求学。海宁沦陷前,吴梅在《海宁商报》办副刊《抗敌》,宣传抗日。

  这次回来,吴梅得知海宁印刷所老板逃走,留下一台印刷机和半套铅字。一个想法在吴梅脑海中形成——把印刷机和铅字运出硖石,到安全的地方办刊物宣传抗日。

  一天晚上,一条铺满稻草的小船悄悄摇出硖石。稻草下,是印刷机和铅字,稻草上,躺着“重病人”吴梅。这招骗过了日军哨卡。经过几番辗转,印刷机和铅字被隐藏到海宁路仲一带的农民家里。

  1938年9月18日,海宁路仲

  “老乡,新鲜出炉的《啸报》。”这天开始,路仲群众手里出现了一份抗日小报——《啸报》。诞生之日起,《啸报》就以刊登各地抗日消息为主,在日寇占据的腹地发行,显示了中国人的反抗力量。出版《啸报》,就是靠那台印刷机。“再也无法忍受,起来啸叫呐喊”的《啸报》每天出版,8开2版或4开4版。

  吴梅很有办报才华,《啸报》发行范围不断扩大,海宁、桐乡、崇德(今桐乡境内)、平湖和德清等都有《啸报》出售,虽因物价上涨,《啸报》零售价从每份2分改为每份3分,但发行量稳定在每日500份左右。

  这年冬天,国民党绍兴专署政工队渡过钱塘江,到海宁、桐乡活动,队长胡云翼发现《啸报》很有影响力,希望由他们接管。吴梅和胡云翼商谈后达成两点协议:一是《啸报》宣传抗日的宗旨不能变;二是报社原有人员不能变。被接管后,《啸报》改名为《浙西导报》,胡云翼兼任社长,吴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保证党对《浙西导报》的主导权

  1939年夏,崇德县洲泉

  日寇扫荡更加频繁起来,《浙西导报》是他们的眼中钉,他们出高价悬赏吴梅的人头,还多次下乡寻找报社。路仲不再安全。

  报社迁移到洲泉镇郊蒋家浜。这里位于崇德和德清交界处,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没有日军据点。这里的群众抗日气氛很浓,金文楚等进步青年办了一份油印抗日小报《后盾报》。《浙西导报》搬来后,《后盾报》也合并进来,成为《浙西导报》副刊固定专栏。

  《浙西导报》越办越有特色,深受群众欢迎。但办报一年多来的复杂斗争让吴梅意识到,尽管报纸质量不错,能坚持抗日主张,但在组织上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宣传中就无法占据主动。

  吴梅去了浙南,以探望儿时伙伴为由。吴梅所说的伙伴,是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陈才庸和张纪斐。在龙泉,吴梅通过两人向当地党组织汇报了《浙西导报》的情况,要求选派代表来报社工作。就在那时,吴梅提出了入党申请。

  1939年冬,天目山

  从龙泉回来后,吴梅经常琢磨,怎样巧妙增加《浙西导报》共产党员力量。

  11月,吴梅得知张纪斐调到省政工三队工作,而胡云翼已升任浙西行署秘书长,《浙西导报》划归浙西行署管辖,大家成为一个系统人员。吴梅借到天目山向胡云翼汇报工作之机,点名要张纪斐到报社工作,这个请求得到批准。

  随后,中共浙西特委又派陈才庸以省政工队员身份来到《浙西导报》。1940年初,党员骆静婉来到报社,吴梅被批准入党,《浙西导报》悄悄成立党支部。此时,《浙西导报》实际上已是我党控制下的抗日宣传报纸。

  对思想激进、敢作敢为的吴梅,国民党浙西行署一直不放心。但对这样一位优秀的办报人才,浙西行署也希望能拉拢吴梅,为他们效劳。

  就在这年冬天,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通知吴梅去天目山接受奖励,其实是想做吴梅的工作。现存史料中有一段两人当时的对话记录,吴梅的机智可见一斑——

  贺:“听说夏天你去龙泉参加了共产党会议?”

  吴:“我不是共产党员,怎么去参加共产党会议?”

  贺:“路途遥远,你去龙泉做什么?”

  吴:“在那里有两个同乡好友,久别不通音讯,去看望他们。”

  贺:“我介绍你参加国民党好不好?”

  吴:“国破家亡,我一心抗日报国,别无他求!”

  1940年夏,洲泉

  抗日宣传在继续,对《浙西导报》控制权的争夺也在继续。

  在吴梅的带领下,《浙西导报》多次挫败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这年,延安召开反汪大会,吴梅获知消息后,立刻安排版面刊登大会新闻和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的消息。

  这让贺扬灵非常恼火,贺抛开胡云翼,派亲信张国桢出任《浙西导报》社长,坐镇监督。然而张国桢在几天后的一次日寇扫荡中,不顾报社只身逃离,几天后才返回。吴梅向贺扬灵提出撤换张国桢的要求,在事实面前,贺扬灵调走张国桢。

  一次次试图掌控《浙西导报》遭遇失败,贺扬灵气急败坏。他多次以刊登延安反汪大会新闻为由找吴梅谈话,“你这是被共产党利用,在用国民党的钱替共产党办事。”吴梅回答,“刊登反汪消息,是为抗日救国。”贺扬灵还逼吴梅证明陈才庸是共产党员,吴梅展示了卓越的斗争技巧,她拿起笔写道:“据我所知,陈才庸是抗日爱国的纯洁青年。”巧妙的回答,让贺扬灵无计可施。

  她的一生,献给了新闻事业

  1940年11月1日,天目山

  吴梅一直不能忘记这一天,《浙西导报》被扼杀。

  10月,编辑何文潮写了篇《县长太太》,讽刺新调来的社长、崇德县长钱万镒一家在日寇扫荡时逃命的丑态,钱万镒竟扣押了何文潮。吴梅据理力争,慑于吴梅的威信,钱万镒放了何文潮。

  但钱万镒多次到天目山浙西行署,密告《浙西导报》是共产党的报纸。为了争取报纸的生存,吴梅再次找贺扬灵交涉。此时,贺扬灵已认定《浙西导报》是中共在浙西据点之一,必须拔除。吴梅刚到天目山就被扣押。

  11月1日,国民党发“密电”,认为“《浙西导报》妄倡异党邪说”,贺扬灵下令查封报社。其后,吴梅被派到《民族日报》当编辑。

  1941年5月,于潜(今临安境内)鹤村

  鹤村是《民族日报》编辑部所在地。在这里,吴梅认识了在长兴搞地下工作暴露后转移来的冯安琪。时至今日,已90岁的冯安琪老人还记得和吴梅在一起的很多片段。

  这天是民族剧团团长墨易结婚喜日,吴梅和冯安琪去参加婚礼。路上,突然跳出两个哨兵,要求两人拿出通行路条。吴梅说:“我是《民族日报》编辑,出来探访,要拿什么路条?要不,把你们长官叫来。”哨兵凶巴巴地说:“一个驼背女,口气倒不小。”

  不过哨兵还是喊来了他们的连长。连长说:“你们没有路条,不能乱跑。前天抓了两个女共党,也像你们这么年轻。”吴梅扬了扬手中床单说:“女青年就是共产党?那山上浙西一中那么多女学生都是吗?我们要去参加墨团长婚礼的,还要赶回报社编版,这是礼物。”登记后,吴梅和冯安琪得到放行。

  冯安琪记得吴梅过后告诉她,“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力争达到目的,如果怕了,转头就走,反而会引起怀疑。我们没破绽可抓,就要沉着应付。”

  冯安琪还记得,一次贺扬灵请文化人吃饭,席间话里有话地说吴梅:“你写的社论辣味太浓,我这个江西人都感觉辣。”吴梅回答:“社论是配合社会新闻立论的,不辣没有力度。”虽然这次贺扬灵并没有对吴梅怎么样,但吴梅嗅出了火药味,加上国民党特务时刻监视她的言行,办报纸受到太多限制,吴梅有了去其他根据地的想法。

  1941年秋至1985年11月

  在这段时间跨度很大的记述里,吴梅的名字,一直紧紧跟新闻工作联系在一起。

  1941年秋,吴梅借购紧缺物资之机离开浙西,后转道上海到苏南,至抗战胜利,她先后在《抗战报》、《苏南报》、《苏浙日报》、《新华日报》任编辑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她在《大连日报》、《旅大人民日报》工作。

  解放后,吴梅一直没有离开党的新闻事业,除了“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外,她先后担任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处新闻科长,《解放日报》群众工作部副主任、研究组组长,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副主任、文艺部副主任、顾问等职。

  1974年,冯安琪带女儿李宁澜到过吴梅家,李宁澜说那次见面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在那样的环境里,吴梅不说自身遭遇,依然关心着新闻事业,对未来不悲观。

  吴梅1983年6月离休,自费独自到浙西山区访问调查,为写浙西烈士传收集素材。路过杭州,她拉着冯安琪在清波公园叙旧。吴梅告诉冯安琪:“我年已古稀,没有多少时间为党工作了。只有把浙西烈士传写好,就是我们幸存者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临终前一天,吴梅还让去探望她的战友帮忙整理桌上厚厚一叠素材,念念不忘要完成《浙西烈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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