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10月23日电(记者 屈凌燕)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杭州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10月23日迎来她60岁生日。60年前，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的产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保甲制度，是民主选举的见证，也是新中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起点。

　　在不久前举办“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和杭州市副市长何关新共同揭幕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题写的“新中国第一居民委员会”牌匾。

　　陈福林是第一任杭州上羊市街居委会主任，这位昔日的黄包车夫，也是新中国第一任居委会干部至今清晰记得1949年10月23日晚上，在西牌楼小学进行的选举大会，包括选举方式、参加人数、他和当时的副主任陈道彰最后的得票数等细节，他都记得十分清楚。

　　60年来，上羊市街居委会与共和国一路同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表示，居委会所提倡的“人民民主管理城市”的理念，为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一个现实途径。今天，居民自治原则早已被写入宪法，成为我国基层自治与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上羊市街社区积极探索社区民主自治符合主体建设，组建了“楼道大管家协会”，创建了“邻里值班室”，有力地促进了邻里和谐；培育了“残疾人民间艺术中心”，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再就业，强化了社区居委会民主自治的性质。2009年，上羊市街社区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荣誉称号。

　　2008年6月28日，国家民政部在杭州召开“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寻访成果新闻发布会”，宣布杭州上城区紫阳街道上羊市街社区为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完)

　　寻访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

　　新华社记者冯源

　　“当时领导只是叫我去做‘革命工作’，没想到是去做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主任。”85岁的陈福林提起60年前的事，依然兴奋。他笑呵呵地说，“我也创了个‘历史纪录’。”

　　陈福林和老伴现住在杭州市江城路边一幢七层居民楼里，60年前，这条路叫上羊市街。民政部寻访近5年，确定1949年10月23日成立的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是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陈福林是它的第一任主任。

　　车夫“干革命”

　　兄弟姐妹6人，陈福林居长，父母原本是绍兴的渔民，后因生计艰难到杭州谋生。经亲戚介绍，父亲给一家富商拉包车，年幼的陈福林在人力车夫工会办的小学读书。“只读了三年书，日本鬼子来了，全家只好外出逃难。”

　　一家人在浙江、江西颠沛流离。陈福林替人割过稻，看过牛，在街上卖过烧饼，在茶馆当过学徒。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家人回到杭州，此时的陈福林已是大小伙子，子继父业，他拉起了黄包车。

　　1949年，陈福林经历了两重世界。上羊市街紧靠杭州火车站，黄包车夫们都爱去那里拉生意，但国民党的溃兵让他们又恨又怕。“国民党‘伤兵老爷’强买强卖，别人稍说几句，就要抡起拐杖打人。”

　　当年5月，杭州解放，“解放军条件差，有的人还打赤脚，把饭碗用红布包着别在腰带上。叫他们坐车，他们说‘不能剥削人’，我们说，‘你们不坐我们没钱挣’，他们听了，就从衣袋里摸出一两角钱给我们，但还是不肯坐车。”

　　不拉车了，陈福林进了附近一家轧花厂，他被浙江棉种保管委员会杭州棉种保管组招去做翻晒工。由于工作积极认真，很快被任命为翻晒组组长。当年10月，棉种保管委员会赵主任要他去干革命工作，具体是什么革命工作没说。

　　每月有6担米工钱的陈福林舍不得这个待遇优厚的工作，他对赵主任说：“我在这里也是干革命工作啊。”赵主任笑咪咪地说：“到别的地方也是干革命工作。”

　　10月23日，赵主任告诉他，晚上到西牌楼小学去参加上羊市街居委会的选举大会。

　　终结保甲制

　　陈福林至今还记得23日晚的那次选举，当时到场的有上城区区长田奎荣，上城区公安分局局长秦臻，还有当地27个保的保长。

　　2000多户居民由221人代表。大家先唱《义勇军进行曲》，再听21名候选人介绍，最后在选票上画圈。陈福林记得，投票时大家都很兴奋，有人报名唱票和监票。

　　最后陈福林得票220张，名列第一。“其实许多人我不认识，但大家选我。”陈福林分析当时的当选原因，“那时我年轻，有力气，肯帮忙。办喜事我帮着敲锣开道，办丧事帮人抬棺材，给钱都不要。有年冬夜，一家酱园着火，我穿着单衣，拎了两桶60斤重的水第一个跑去救火，差点被烟熏倒。邻居许多人知道我是陈家的‘大儿子’。”

　　陈福林说：“得了这么多票，说明大家信任我，一定要干好。”

　　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之所以被认定为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重要的物证之一是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在档案中找出的1949年10月24日杭州市第二次各区局长联席会议文件。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科长任光庭给记者展示了这份文件，其中记录了上城区长田奎荣的发言：本区已在十八、十九两个保内成立了一个居民委员会，选出的委员有木匠、小手工业者和女工、女中教师、银行职员、茶店老板和一个进过财政学校训练的政府派的会计。

　　另一份上城区的工作报告记下了一位家庭妇女的发言：“老百姓当场选举出来，这才是民主的，国民党时期，选举都是暗底商量好的。”

　　新中国成立，历时千年的保甲制度寿终正寝。

　　17颗印章

　　大会结束，新当选的9名居委会委员，4名区干部和27个旧保长留了下来。秦臻先礼后兵，拿驳壳枪在桌上一拍，保长们只得交出公章。

　　陈福林用纸笔向记者画了保长公章的模样，有的长方形，大概10厘米长、3厘米宽；有的正方形，五六厘米见方；有的圆形，直径有五六厘米。

　　27颗印章，让陈福林保管，陈福林脱下上衣打了一个包袱把它们装回家。这些印章后来看没什么用，当柴火烧了，对此，陈福林挺后悔：“早知留下来，可以给博物馆当文物。”

　　陈福林没想到的是，在32个月的任职期间，他最多时捏了17颗印章：抗美援朝、皖北救灾、公债推销、拥军拥属……“不停地开会，我白天到区政府开会，晚上回来组织居委会开会传达精神，来回都是两只脚。新社会，大家工作热情都很高。”

　　“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办消费合作社，政府把粮食平价批给我们，我们每卖一担米(150市斤)收3升米贴补运费、损耗、秤费等。”陈福林告诉记者，这是政府为了平抑物价开展的重要工作，居委会办了6个供应点，每天要卖150多担粮食，价格比市价便宜三分之一。

　　平价粜米惹了一场风波。当时是用秤杆挑着畚箕称粮食，捆畚箕的铅丝有二两重没扣除。市民不干了，一边给市粮食公司写告状信，一边到供应点讨说法。私营粮店主趁机起哄，市粮食公司停止发粮。陈福林赶到现场，答应全额补足，平息了事态，又赶到市粮食公司做了检讨。

　　新中国成立初期，筚路蓝缕，小小居委会也不例外。居委会在一家尼姑庵的前堂办合作社，工作人员只拿40个折值单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6元。陈福林记得，商人出身的副主任陈道彰拿得更少。上城区的一份工作报告写道：陈道彰只拿20个折值单位，用于报销差旅费，他还动员堂弟和堂妹参加志愿军，变卖家产购买公债……

　　“小巷总理”

　　60年过去了，上羊市街居委会先后换了16任居委会主任，还一度更名。现任居委会主任罗晓君告诉记者，目前，这个居委会有居民3148户8934人，居委会工作人员有11人，平均年龄31.5岁，90%有大专以上学历。

　　如今的上羊市街居委会，在杭州金钗袋巷的一幢居民楼底楼大厅办公。近百平方米的大厅里分为环境卫生、治保调解、计划生育、民政福利、残疾人专管、退休劳动保障、在职劳动保障、妇女文教和帮扶救助等9个席位。

　　“现在都说社区干部是‘小巷总理’，我们在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工作，感到责任很大，”罗晓君告诉记者，现在遇到的新问题越来越多，对社区干部的法律水平和知识水平有更高的要求。

　　今年，上羊市街居委会的一项新工作是以300户为基数组建邻里值班室，每个值班室由4位热心居民组成，为邻居守望相助。记者翻开一册邻里值班室的工作日记，水管漏水要求修补、母子吵架要求调解、家中无人要求浇花、汽车乱停要求纠正……一件件生活琐事，在守望相助中得到解决。

　　罗晓君眼下还在忙碌的一件事是推进信息化建设。社区利用数字电视机顶盒推出名为“生命旅程”的网站，按照少年时期、青年时期、老年时期提供公共服务、自助服务、社会服务和信息服务等内容。居民可以通过数字电视了解社区近期的活动，向社区反映问题，了解社区办事指南。

　　过去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大多以退休人员为主，主要承担卫生和治安工作，服务的对象是孤寡老人、残疾人、军烈属等，现在的社区工作面向全体居民，像民主自治、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文化、社区治安、社区卫生和社区环境都是工作内容。

　　在上羊市街居委会附近的一幢仿古建筑里，将兴建我国首个综合反映居委会和社区建设发展历程的史料展示场馆——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发现人之一、原上城区民政局副局长马丽华在忙着中心的筹建工作。

　　她说：“新中国成立60年来，居民委员会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在服务居民、服务社会过程中，起到了其他组织不能替代的作用，在居民和政府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居民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变化，大量人员、多种经济成分和各种矛盾集聚社区，居委会职能扩大了，相信今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工作将进一步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