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任务。联系实践，衢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800余年的历史留下了俯首皆拾的文化遗存，我们在繁荣发展现代文化的过程中切不可遗忘优秀文化遗存的保护开发利用；在向农村送文化、种文化的过程中切不可忘记农村是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切不可忽视优秀历史文化遗存对当代国人心灵的净化作用。如何充分利用宝贵的资源来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服务，应当引起思考和重视。

　　优秀历史文化遗存是承载民族精神和区域精神的坚强基石。

　　党的十七大关于文化的部署中，集中阐述了四项任务，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二是建设和谐文化，三是弘扬中华文化，四是推进文化创新。这四项任务可以说都与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都内在包含着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区域文化的要求，而经过千百年大浪淘沙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遗存则是承载这种精神、这种文化的坚强基石，共同筑造了中国的精神长城。有学者曾提出，中华文化的核心尊严，在于精神的传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也曾说，“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文化会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态长留人间”。这些观点都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衢州的实践也表明，不论是孕育着博大精深儒家思想的孔氏南宗，充满东方智慧的围棋仙地烂柯山，铺满璀璨诗文的千年仙霞古道等物质的文化遗存，还是被誉为南戏“活化石”的衢州西安高腔，冠绝中华医学殿堂的杨继洲针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的宝贵之处不只在于它带来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衢州人的文化创造力，是衢州人民寻找认同和精神家园的共同资源。

　　优秀历史文化遗存是提升地方核心竞争力的有力杠杆。

　　历史文化遗存既是一个地方文化特色的集中展示，也是一个地方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赵洪祝书记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其核心竞争是文化竞争,其终极竞争也是文化的竞争。”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精神的，而任何一种创新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只有充分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才能使我们的创新更富有生命力。古老的衢州四省通衢，历来是儒家圣地、道家仙地、商贸要地、生态福地。在衢州古城，至今保存着孔氏南宗家庙，保存着徽州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和宁绍乡祠、天妃宫、须江公所等。衢州也因为有了这些文化遗存，变得更为放达，更具磁力。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商业化建设后，很多物态历史文化已经消失，难以再现，这就使得文化遗存越发珍贵。从更高的层面来说，中华文化要走出去，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最能吸引眼球、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也往往是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欠发达地区要提高当地的知名度、美誉度也要以此为基础，开发利用好历史文化的丰厚资源。

　　文化遗存的保护利用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首要节点。

　　李长春同志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要以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必须体现公益性、基本性、便利性和均等性。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难点在农村，弱点在基层，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标志，就是看基层，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这些重要指示精神，是我们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其中，开发利用好历史文化遗存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首要节点。文化遗存大多活在基层群众当中，生存在老百姓的家门口，与基层群众具有天然的联系，也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对这些文化遗存进行保护开发利用，老百姓很容易产生共鸣。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目的是保障和维护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且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保护反映群众智慧的文化项目进而保护群众创新创造的积极性，而文化遗存就是其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对于衢州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困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突出难点集中表现在阵地建设、资金投入以及人才保障上。而物质性的文化遗存本身就是重要阵地，“非遗”传承人本身就是创造性人才。近年，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文化遗存的价值越来越得到专家、主体和群众的认同，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和文化主体将资本投向文化遗存的开发利用上，利用文化遗存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通道已经逐步打开。衢州目前除政府投入保护改造外，很多的文保点都采取多种方式由经济主体、文化主体参与管理，这既使文化遗存走出就保护而保护的怪圈，又为政府节约大量资金。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存成为生活在当下的活态文化，成为市民体验历史文化、开展多种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些场所也都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文化遗存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利用文化遗存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要重点把握四个问题。

　　思想认识上要体现党委、政府的同频共振。党委、政府的重视及其形成的合力是重要保证。从管理体制上讲，文化遗存属于政府体系，党委宣传部门在发挥文化遗存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时，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充分调动政府及其部门的积极性。

　　建设管理上要体现规划、制度的并驾齐驱。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首要的是科学的规划，其作为维系历史与现实的精神纽带的作用一旦被忽视，不但文化不能长盛，城市也将沦为平庸。近年来，文化遗存受侵害的报道屡见不鲜，原因都在于对文化遗存价值的无视和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逐。尤其是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给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借鉴成功做法，从抓规划、抓战略入手推动各项文化事业发展。同时，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制度研究，使其在保护利用中有章可循。

　　运营模式上要体现投资、项目的共融共进。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文化建设，像抓工业项目一样抓文化项目，这是文化改革创新的一条基本经验。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才能增值增效，文化建设才能更加可持续。保护开发和利用文化遗存，并使之成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基础，同样可以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进行项目化运作。对一个地方而言，利用文化遗存建设项目吸引各类资金的眼球，也可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单。

　　方式方法上要体现创意、手艺的相辅相成。“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章的兴衰和时代息息相关,文化遗存的开发利用也要与时俱进。十七大报告中讲，要使祖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好手艺与创意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向消费者提供新的价值元素，激活文化消费，才能催生文化产业，真正文化惠民。

　　中国哲学强调“易有三义——变易、不易和易简”。变易就是指因时、因地而变的特殊性，“不易”则是指不依时、地而变的普世性。文化遗存对于当代人的价值，有其“变易”的一面，也有其“不易”的一面。只有基于这样的价值基点开展保护和开发利用文化遗存，才能真正捕捉具有生机与活力的精神方向，假文以物，以物载文，这对于今天的我们责任重大，对于将来的后代意义非凡。

　　(作者系中共衢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