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2月17日讯 据《青年时报》报道 一周前的那次自杀事件，在永嘉并没有带来太多沮丧。

　　12月12日，永嘉县上塘镇。正值周六，像往常一样，街上涌进了许多稚嫩的面孔。他们来自于镇上的各个中学，三三两两，穿梭于永建路、县前街等这个县城最繁华的路段。逛街、买东西或是打一次桌球、看一场电影。

　　六天前，在这个镇的一个小旅馆里，两名女高中生结伴自杀。这场“死亡之约”原本还有另外一位女生，由于女生父母的及时阻止，她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成绩优异、活泼开朗、家境不错、生活无忧，为何花季少女却会如此决然地选择赴死？这至今仍是个谜。

　　两位女生是初中时的好友，几年前分别从外地转学到上塘镇读书。而她们的父母，分别远在广东、上海做生意。

　　在这个偏远的温州小镇，她们是相互关心的好姐妹，也是父母缺席的留守孩子。

　　而对于两百多万常年在外的温州商人来说，这显然更像是一道解不开的枷锁：他们踏遍世界，披荆斩棘，寻找生存的至高标准，却把孤独、坎坷、沉沦甚至死亡留给了孩子。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不只关乎万千家庭，更关乎温州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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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留守少年的周末

　　对于17岁的男孩黄晓明来说，这个周末有些特别。

　　12日是他的生日。跟这个镇上八千多名留守生一样，由于父母都在外地做生意，他的生日不会有父母陪伴。

　　幸运的是，黄晓明还有两个姐姐也留在镇上读书。

　　黄晓明的父母在江苏经商，此前还曾在北京投资做生意，“我们也在北京丰台区读过幼儿园和小学”。姐弟三个随后跟着辗转到江苏，三年前离开父母回到永嘉。

　　大姐黄晓珍今年19岁，读高三，和弟弟就读于镇子西南部的永嘉中学。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姐弟俩必须住校。二姐黄晓静今年18岁，读高二，就读于城北的上塘中学，平时寄宿在一位金阿姨家里。因此虽然三姐弟同在一个镇上，也只有周末才有机会见面，而这时距离上次碰头已经有半个月了。

　　大姐几个月前就开始悄悄准备这次生日聚会，原计划三姐弟去吃次牛排庆祝下，结果那家店关门了，三姐弟只好绕回到环城北路上一家熟悉的小饭馆吃水煮鱼。

　　环城北路与县前街平行，是镇北另外一条热闹的街道。与县前街聚集着县人民政府、建设局等政府机关和各大银行不同，环城北路上是条“学生街”。

　　这里坐落着四所中学，从东至西依次是城关中学、十二中、上塘中学和电大永嘉学院(十二中正是一周前自杀事件的主人公之一潘某就读的学校)。街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小饭馆、理发店、文具店、网吧，甚至还有台球室和足浴店。每到傍晚和周末，整条街就异常热闹。

　　小“寿星”黄晓明点了最喜欢吃的水煮鱼和竹筒牛肉，一边吃饭，一边给同学发短信，没多久苦着脸说，“他们都不来，说这里全是女生。”一会儿又叹道：“我今天好伤心哦。”

　　大姐黄晓珍回了一句：“那你给爸妈打电话吧。”黄晓明拿起手机胡乱按了几下，最后还是决定不打。

　　二姐黄晓静也有点不开心，前几天有个男生向她告白，被她一口回绝了，但是心里仍然觉得很烦恼，“他就是学习好，我现在每次看到他都觉得别扭，越看越难看。”黄晓明赶忙问那人是谁，待明白过来就笑喷了。

　　大姐黄晓珍从一开始就嚷着，“哎呀，七点半我还要赶去上晚自习呢，我已经连续三周请假了，班主任这回肯定要K我了。”

　　三姐弟正吃着，一头短发的金晓慧冲进来，手里拎着一只塑料袋，“杯子，送给你的。”不由分说塞给了黄晓明。

　　金晓慧算是三姐弟的死党，小时候在北京读幼儿园时就认识了，后来金家搬去了江苏，便失去了联系。再后来，孩子们离开辗转于各地做生意的父母，回到老家上塘读书，就又成了同学。

　　没吃多久，金晓慧连续接到几通电话，都是同一位男生打过来的，“听说喝了七八瓶，估计喝高了。”大家一阵嬉笑，问道，“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没有啦，我们是前后桌，所以很熟，他喜欢的是另一个女生。”金晓慧赶忙说。

　　说起抽烟喝酒，三姐弟都不陌生，“每次同学会，都要喝点酒的”。黄晓明神秘兮兮地报料：“我们学校小卖部就有卖烟的。”大姐黄晓珍吃了一惊：“我怎么不知道？”

　　“你得自己问，他们才拿出来卖的。”黄晓明说。

　　一周前的高中女生自杀事件也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一个说：“听说主谋的那个女生，罗浮中学的那个，是因为感情问题自杀，真傻唉”。“我觉得十二中那个陪死的，才真正傻，也不想想爸妈。”另一个说。“我怎么听说好像遇到坏人了。晚上坐小三轮还是蛮恐怖的，我有次看到一个家伙长得尖嘴猴腮，打死都不敢坐，后来又看到这人一次，吓死我了。”黄晓静则想起了自己的那次恐怖经历。

　　待大家吃完蛋糕，不觉已到了晚上八点半，金晓慧急着要赶下一场，去跟朋友一起看电影，黄晓明鼓起勇气跟大姐提出了要求：“黄晓珍，我要去找马晓涛。”

　　“马晓涛是谁？我怎么不认识这个人啊？不会是抽烟喝酒的那个吧？”黄晓珍连珠炮地问。

　　“就是以前的初中同学啦。”黄晓明开始小声地嘟囔，“今天晚上牛排没吃到，还跟一群女生吃饭，真闷。”

　　“这个人我不认识啊，我怎么知道不是坏孩子，要不你答应下周起周末上午我给你补课，我再考虑考虑。”黄晓珍不依不饶，“你可以去金一海那里睡啊。”金一海是金晓慧的表弟，跟黄晓静一样，寄住在金阿姨家里。

　　“金一海睡觉爱打呼噜，我根本睡不着，”黄晓明忍不住嘟囔：“每次我说一句，你就啰啰嗦嗦讲一堆大道理。”

　　唇枪舌剑了很久，黄晓珍终于拗不过，“好啦，你去吧。”嘴里却开始嘀咕：“这个家伙真不老实，上次就有人给我告状，说半夜了还看到他在街上逛荡。”

　　此刻，时间已至夜里九点，而黄家父母，依然没打来一通电话。

　　这一夜，黄晓珍没有回校，而是跟妹妹黄晓静一起回到金阿姨家。

　　黄晓明也没有回校，他后来被金阿姨等人目击与一名男生待在一起。

　　金晓慧最后没看成电影，不过她也没有回学校，而是跟一位好朋友一起回“家”——另一位托管学生的“阿姨”家。

　　像往常一样，这个周末，这群无“家”可归的孩子，纷纷找到了自己的安乐“窝”。似乎已没有多少人记得，就在一周前，两个像他们一样无“家”可归的孩子，却选择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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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房子

　　挤进了12个孩子

　　黄晓静寄宿的金阿姨家，就在电大永嘉学院对面电大新村一栋四五层高的民宅里。

　　从电大新村向东几百米，经过十字路口的人民医院，再沿着环城北路走几分钟，就是上塘中学。

　　黄晓静说，从“家”到学校不过十分钟左右路程。这条路，黄晓静每天至少要走六遍，早上7点左右去上早自习，中午返回来吃午饭，晚上吃完晚饭还去上晚自习，最后一次回“家”基本是晚上9点左右。“每天回来吃饭，是因为饭钱已经付过了。”

　　走进金阿姨“家”，最显眼的是，地下杂乱地摆了十几双鞋子。房子是金阿姨租来的，14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挤进了12个孩子。两张小床，一只布衣柜，两张小小的书桌，是黄晓静和另一位室友共住的房间里所有的摆设。

　　金阿姨是这个房子的“大管家”，“代替”孩子们的父母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每天早上6点钟准时起床，为孩子们准备早餐；上午出去买菜、准备中餐；下午洗洗衣服，然后准备晚餐；晚上10点左右招呼孩子们睡觉。这是金阿姨一天的时间表。

　　“下午2点半之后，我才会空点，电脑上玩会游戏什么的，到了4点半，又要做晚餐了。”金阿姨说。

　　在金阿姨家寄宿一个学期，黄晓静的父母要付给金阿姨5500元，这个价格，差不多是黄晓静住校费的十倍。据黄晓静说，在上塘镇，寄宿家庭基本就是这个价格，如果是寄宿在老师家里，价格还要高上一千多元。

　　这样的“行情”在其他留守生那得到了证实。城关中学初三学生王晓娟寄宿在班主任家，她告诉记者，一个学期要交给老师6500元。

　　像黄晓静一样，由于父母长年在外地做生意，留守孩子寄宿在当地家庭的现象，在上塘镇非常普遍。甚至形成了类似“金阿姨”那样的职业群体。

　　在当地，这种做法叫“托”，而帮忙看护孩子则叫“带”。

　　帮忙“带”孩子的，可以是亲戚，可以是父母可靠的朋友，或是经亲戚朋友口口相传可靠的人，更可以是孩子们学校的老师。

　　“金阿姨是妈妈一位十多年的好朋友，小时候我们在北京读幼儿园时，就跟金阿姨认识，她的女儿跟我们也是同学。”寄宿在金阿姨家的另外几个孩子，分别就读于镇上的多所中学，情况也跟黄晓静差不多。有的是父母认识金阿姨，有的则是从亲戚或朋友那里听说金阿姨“带”孩子不错，另外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是金阿姨孩子的同学。

　　金阿姨没有工作，之所以在上塘镇，是为了专程照顾转校到镇上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顺便再多照顾几个也无妨，我只能帮这点忙”。

　　“帮忙”有时候也有点“无可奈何”，金阿姨说，有位“带”孩子的阿姨现在精神有点问题，就是因为亲眼看到自己照顾的一个孩子头部被汽车碾过。为此，她希望孩子的家长把另外一个孩子“托”到别处，因为“一看到这个孩子就会想起死去的那个”，但是家长没有这么做。

　　这种基于交往中产生的“信任”感，在温州人群体中十分普遍，它同样蔓延在永嘉托管家庭与“阿姨”们之间。

　　不少初中生，则被家长“托”给了老师。城关中学初三的王晓娟和戚晓晨、吴晓芬3位同班学生，就住在班主任老师家里。与他们一起住的还有另外5个同学，加上老师自己的女儿，共有9个孩子，由老师的婆婆负责孩子的饮食起居。

　　“老师家的房子有三层，我和一个同学两人住三楼，戚晓晨、吴晓芬还有另外两个住二楼，睡那种双层床，你看，对面二层挂满衣服的那户就是。”王晓娟指给记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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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几乎参加过

　　所有孩子的家长会

　　“我们班总共有49人，像我这种情况的，大概就有三十来人。”金晓静说。城西中学汤海靖告诉记者，学校里留守的孩子大约有三分之一；罗浮中学校长季建波也告诉记者，他们去年做过统计，学校里的留守孩子约占30%。

　　记者从永嘉县教育局了解到，2009年，永嘉县共有9883名留守小学生和8674名留守初中生，牵涉近万户家庭。尚且不包括未列入统计的高中和中职类学生。

　　而在永嘉，除了永嘉中学硬性规定学生必须住校，部分高中有一定住宿名额外，其余十多所中学大部分不提供住宿。

　　寄宿，于是成了这些留守学生的唯一选择。

　　“环城北路、环城西路、嘉宁街，这些地方‘带’学生的家庭很多。”王晓娟告诉记者。黄晓珍补充道，“十一中周边、城关中学对面也很多。”在学校附近街上还能看到托管的小广告。

　　环城北路和环城西路是交叉的两条次干道，嘉宁街是与环城北路平行的一条小路，隔着永嘉县人民政府与屿后巷相呼应。屿后巷就是永嘉女生自杀事件的发生地。

　　“镇上没有什么大型企业，最多的就是学校、学生和各种店面，我有时候甚至想，是我们这些学生，养活了大半个镇。”黄晓珍说。

　　除了寒暑假外，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孩子们离开父母寄住在学校或监护人家。

　　对于寄宿生活，孩子们难抑喜爱之情。

　　“金阿姨人很好，住这里比我姐住宿舍舒服多了，”黄晓静说。

　　“我以前在外面读书的时候就听哥哥说过，在这边读书可以跟许多同学住在一起，很有意思，那时候很憧憬这种生活。”王晓娟说，“反正以前读书时待在家，经常没人管，而且很孤单。”

　　戚晓晨的父母在上海做生意，他从小一直跟爷爷奶奶住，“我爷爷奶奶管得可严了，每天吃完饭就被赶到楼上写作业，只要玩一会儿就说我不用心读书。”

　　吴晓芬也说，“可能爸爸妈妈文化水平低吧，讲的话我一般不怎么听，老师虽然话不多，但是讲得都很有道理。”

　　“跟爸妈住不方便，住这里多自由啊，可以跟朋友一起玩。”更多的孩子这样告诉记者。

　　也有让孩子们不满意的地方，“房间里太挤了，基本除了床和书桌就只有走路的通道了”，“老师婆婆做的菜每天都一样，我都吃腻了”，“每天早上上厕所、晚上洗澡都要排队，真郁闷”。

　　在当地更流传着一个笑话：一户人家家里住了20个孩子，规定孩子们每人冲涼时间不能超过3分钟。“那时候是夏天，你算下，如果每人10分钟，加起来就要3个多小时呢。”金阿姨说。

　　“一户人家带的孩子不能太多，有时想多赚点钱，他们也通常会对孩子在生活上比较苛刻。”一位知情人这样告诉记者。

　　寄宿生也让老师颇为头疼，“有次开家长会，班上51个学生，只来了六七位家长，有时候来的干脆就是帮忙照顾的阿姨。”十二中一位班主任老师向记者抱怨。

　　这一点得到了金阿姨的证实，她几乎参加过“带”的所有孩子的家长会。

　　而在老师们看来，这样的代管，只能照料孩子们的饮食起居，对孩子们精神生活的管教和引导却几乎没有帮助。显然，对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一个看似“自由”的环境里，留守子女的群体里却隐匿着成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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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到了钱

　　就挣到了一切？

　　“她的户口在这里，现在浙江省高考都是自主命题，只能回来读。”自杀事件主人公之一李某的嫂子说。

　　“在外地借读，要交很贵的赞助费。”王晓娟说。记者了解到，返回上塘镇读书的孩子基本是出于这两个原因。

　　罗浮中学校长季建波告诉记者，那位罗浮中学自杀的女生李某性格有两面性，“表面看上去很活泼、快乐、健康，没想到内心深处很少年老成”，而“一个班有四五十个学生，老师不可能全部了解”。

　　“这批孩子大部分从小时候就开始‘寄养’生活，许多已经养成了习惯，如果心理上有问题，会存在一定隐患。”季建波担忧道。

　　杭州12355青少年服务台面询组组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丽琴则进一步认为，留守孩子的心理健康情况很令人担心。

　　“我一直赞成父母直接教育。从精神分析理论来看，孩子跟父母的分离，相当于主客体的分离，失去了父母这个最好的客体关系，孩子很容易陷入孤独、内向、不愿意交流，这一点，其他人代替不了父母。”

　　“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属第二反抗期，也叫心理断乳期，本来就存在各种问题，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情况就更加复杂。比如，孩子有一些青春期的困惑、学校的人际关系等问题需要解决，最好能向父母倾诉并及时得到帮助。”

　　“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长期积蓄在心底，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发。人有一种攻击驱力，要找到发泄的地方，对孩子来说，最好是把精力转化到学习上，反之，这种攻击性如果转向内，容易引起自杀，如果转向外，就会打个架什么的。”

　　而在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看来，留守子女的生存困境，多少反映出温州人陈旧的观念。

　　洪振宁告诉记者，其实早在90年代，就有温州人拿出几十万在上海买套房子送给老师，然后由老师照顾孩子读完小学、初高中直至考上大学。

　　“行商天下是温州人的一个特点，尤其随着经济全球化，温州商人可以说已经遍布全国甚至全世界，父母在外打拼，儿女一时间无法安置好，‘寄存’在亲戚或老师家是种常见的做法，在永嘉、乐清、平阳、苍南、瓯海等地，这种情况都很普遍。”

　　洪振宁说：“温州人的普遍观念是赚钱最重要，没有钱你什么都不是，所以赚钱是最首要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温州人虽然很会赚钱，但知识面狭窄，在教育观念上，他们认为教育是专业的事情，应该交给老师、学校，其结果比自己带会更好。”

　　然而，正如季建波所言，学校不可能顾及到所有孩子。

　　一位校长向记者透露：为了升学率，“学校最好的那20%学生，因为考上的可能性很大，被‘抱着养’，受到老师们的极大重视，而最差的那20%学生，因为怕出事情，也被管理得很严，反倒是中间的这60%的学生，他们的行为和心理容易被忽视。自杀学生李某的成绩属于中等，正好处于这个中间段。”

　　除了心理上的隐患，对于留守生来说，现实的诱惑更像是洪水猛兽。“周围环境、同学、社会、邻居的诱因，都会对孩子产生一定影响。”城西中学校长汤海靖说。

　　在上塘镇充斥着小饭馆、理发店、网吧、台球室的街头，记者不止一次看到有学生溜进台球室，看到成群结队的学生喝完酒晃荡着走出小饭馆，看到无所事事的学生在街头闲逛。

　　“我们的老师曾经去无证的台球室找学生，结果被对方揍了出来。”一位校长向记者透露。而“相约”自杀、吸毒等传闻，更足以让奔忙在外的家长们不寒而栗。

　　永嘉县教育局局长郑焕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感到无能为力，“学校教育要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但是好的习惯需要巩固才能养成。社会、学校、家庭应该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育人格局。”

　　在上塘镇，有一种说法是“2+1=0”，社会、家庭、学校三方教育累加的结果反而是零。可以想象，缺少了家庭这个环节，“教育”和“培养”是多么无力的口号。

　　永嘉高中女生自杀事件，让我们将目光对准了温州的留守子女，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但愿，不会再有下一个孩子走上这条不归路。

　　(文中所涉学生均为化名)（韩舒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