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读过《资治通鉴》的人，对张安世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汉朝，他的确是个人物，集尚书令、右将军、富平侯于一身。但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这样一段史载:“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弗复为通。”曾举荐过的人前来道谢，张安世觉得受到莫大侮辱，陡然狂怒，认为自己为国家举荐贤能，哪里有私自酬谢的道理!从此就与那人绝交了。

　　无独有偶。《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炎曰:‘举善荐贤，乃美事也;卿向荐人于朝，即自焚奏稿，不令人知耶?’祜曰:‘拜官公朝，谢恩私门，臣所不取也。’言讫而亡。”西晋宰相羊祜临终前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右将军杜预接替自己后，把奏稿轻轻付之一炬，化为灰烬，不留一个字迹于后人。

　　张安世的绝交，似乎有点“过”，让人觉得不近人情;羊祜的焚稿，也有“小题大作”之虞。拂去他俩一“绝”一“焚”的历史尘埃，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耀眼的精神丰碑。它令人肃然起敬，让人回味无穷。

　　然而，在一些人眼里，他们还是有些“另类”和“异端”。不要说在封建社会，就是在正风清气的今天，不也有成克杰、胡长清、王华元之流，变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为私权，披着人民公仆之外衣，大行公恩私谢之实吗?

　　但，历史是一面镜子，清廉者总会让人景仰，贪腐者终究被人唾弃。

　　话又说回来，人非圣贤，知遇之恩，乃人之常情。毕竟，一个人要有所作为、有所成就，除却自身奋斗、适逢良机外，“伯乐”们能否“慧眼识马”，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识”中了，“千里马”就有机会驰骋千里、鏖战疆场;反之，走眼了，“千里马”只有报国无门、老死在槽枥之间的份了。“千里马”的感激之情无可厚非，但应转化为努力工作、回报组织的精神动力。而“伯乐”相“马”，也是职责所在，不应有任何回馈之念。

　　时下在我们部队，推行了几年的量化考核机制已渐入人心。这个机制的最大好处是，评定一名干部的德才表现，变“少数人说了算”为“多数人说了算”，并把此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由此，斩断了跑关系、找门路、递条子的通道。人际关系也干净了，部属只要一门心思把工作干好就行了，成长进步的事情，组织和领导自会考虑。应该说，这于己于人于组织都是很好的机制，使“伯乐相马”常态化，了却了上上下下之间好多烦心事。

　　“树欲静而风不止”，极个别干部却不干了。他们视手中权力如“发家宝”，习惯凌驾于制度之上、监督之外，哪里舍得手中的公权被分解？在他们看来，官职的正面是权力，反面就是金钱，权力越大越集中，含金量就越高。他们表面上是马列主义，实际上是拜金主义，贪婪地攫取钱财，腐化变质，最终走向我们的对立面，给英雄辈出的公安边防部队抹了黑。

　　在政通人和的沿边沿海，今天很少见到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场面了。在国泰民安的形势下，有的人却在权力的考验面前败下阵来。有诗说得好:“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值得我们各级干部警悟啊。

　　(原载《边防警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