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吴英案与金融制度
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金融学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身处一个市场经济仍有待发育完善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个民间金融功罪交集的时代，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的对资本的渴求和现行资金供给体制之间的冲突已经尖锐化和公开化的时期。这是吴英案成为法治事件的经济背景。
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两个市场的长期并存是不争的事实。1986年，浙江的民间金融规模已经十分庞大，时至今日，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的统计，但是估计仅浙江一个省的民间流动资金大约在一万亿到两万亿之间，民资汹涌，行至浙江的许多小县城，可以看到满街俱是打着当铺、一分利寄卖店、投资资询公司旗号的民间借贷中介。
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水土说，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但金融业总体上来说还是个相对垄断性、高度管制的行业，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的渠道没法满足，肯定要寻找其他渠道，可以说没有民间金融就没有民营企业今天的贡献。
“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的资金。但是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
浙江省2011年底对2835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贵企业从银行贷款曾经遭遇”选项中，15%被拒绝贷款或者贷款额度被压缩，13 %被要求拉存款，民企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比较大。
在“从银行获得贷款需要接受何种条件”选项中，16%表示需要购买保险等理财产品，25%表示有较大幅度利率上浮，12%表示需要支付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26%表示所抵押的资产需要接受指定单位的评估并承担评估费等费用，仅有不到14%的企业表示不需要接受附加条件。这些额外支付的费用造成企业成本上升。
融资难、融资贵，促使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那么民间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度有多大？同样对这2835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9%的企业表示“经常从民间高息借款应对资金周转”，47%的企业称“偶尔为之”。半数以上的企业涉足过高利贷。
金融垄断的结果，一方面是企业从正规渠道不能以市场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活跃但也极度危险。当然不能把民营企业近年来的困境完全归咎于金融业的垄断，但是有一组数字令人百感交集：尽管去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民营企业甚至处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困难的时期，但是银行业却是历史上最赚钱的一年。
根据银监会统计数据，去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利润8173亿元，同比增长35.4%，人均利润近40万元。相比之下，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去年前三个季度实现利润3.68万亿元，人均利润不到4万元。
专家们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不会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吴英案”也不会受到如此众多的关注。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似乎难以有助于这个矛盾的解决。
“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身处一个民间金融急速膨胀，而监管追赶不及的时代。这是吴英案成为法治事件的制度背景。”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说，我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但对于民间融资行为，目前相关法律对民间融资的管理主体都没有明确规定，更没有针对民间融资而设立的系统而完善的监管体系。
李有星认为，在相关法律法规上，《放贷人条例》迟迟无法出台，1998年国务院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也只讲“非法”和“取缔”，没有“合法”与引导。
牛太升说，目前的监管原则基本上是引导为次、打击为主，靠打击来引导。
“理想的法制理念要求，应该是设置多层次的责任体系，民事责任负责对私人主体的责任给予补偿，行政责任负责对一般的违法行为适度惩戒，刑事责任则是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李有星说，“而现实中，最后一道防线承担了大多数压力。”
“当民间金融正常运行时，相关部门默许它存在；当出现问题时又严厉制裁，这个恶性循环应该到了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李有星说，“企业亏损或者资金链紧张是经营中的常事，这个时候我们的金融体系是为企业提供保障，还是把企业雨中收伞？这是制度建设中需要严肃对待的课题。”
据了解，在正常年份，民间借贷一般维持在15-25%的年利率，银根缩紧的情况下，则高达60%甚至更多，而这也是资金链断裂、非法集资案件爆发的前兆。
根据《浙江省非金融机构借贷报告》，2008年-2011年3月，金华市法院接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51件，集资诈骗罪案件数为14件；共中2009年情况最为严重，全市涉案7件8人，其中上千万规模案件4件5人。
2010年全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 2011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又进入一个新高潮。
学者们认为，“吴英案”正是我国对民间金融市场调节中刑事手段过强、民商事法手段过弱、相关行政手段相对缺失造成的悲剧。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吴英案”，应该认识到，制度的完善必定晚于需要实践的探索，而民间借贷的实践探索，又常常因为先走一步，缺少制度的引导而走上吴英式的歧途。
(四)假如吴英死了
吴英集资诈骗案的死刑判决，在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声中进入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
一些法学家、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吴英的人头落地，似乎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对非法集资的死刑判决很难达到防范和震慑金融犯罪，压制过度活跃的民间金融市场的目的。
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水土认为，民间金融的活跃程度与经济形势和央行货币政策有关，1986年浙江民间借贷规模就已经超过正规金融机构，已经活跃了三十年，年利率一般在15-25%左右，银根缩紧时利率高达60%，这时才是民间借贷演变为集资诈骗的高发时期，与是否对个别案例处以极刑没有关系。
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说，2008年以来，包括吴英案件在内，浙江省已判处5例集资诈骗死刑案件，被告人均为浙江本地女性。尽管刑法制裁如此严厉，但是2010年浙江全省发案非法集资案件仍有217起，刑事法律调整的社会效果并不如预期。
金融学家和法学专家们认为，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非法集资高发是由货币供求关系严重不均衡造成的，死刑解决不了制度问题。
“民间集资借贷的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会因为吴英不死而有人去集资，反过来讲也不会因为吴英被判死刑就没人去集资了，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的。”李有星说。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胡铭认为，死刑的作用无外乎两种，预防和报应。从吴英案看，对类似的违法违规的集资行为采用判处死刑的方法，其作用是非常有限。因为实际上这是国家金融体制的某些问题：市场有这样的一种资金需求，而供给量非常有限。仅靠个案处以极刑，不可能达到市场增加供给、加强管理的作用。
但是死刑判决能否实现保护公民财产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预期？牛太升认为，吴英的死刑给社会特别是关注此案的企业家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企业亏损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民间借钱。因为从现行法律的角度，企业亏损以后借高利贷，就有可能涉嫌集资诈骗。而在国内，由于《公司法》规定企业间不能拆借，民间借贷往往不以公司的名义而以企业家个人的名义进行，企业家无法受到破产法的保护。
不少企业家认为，没有一个企业能保证自己永远赢利，吴英的死刑让很多企业家都感觉到“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十分关键。钱水土说：“企业亏损的时候，银行肯定借不到钱，想要扭亏为盈或者东山再起，肯定要从民间借贷，但是如果继续亏损，势必要靠后面的高利贷还前面的高利贷，这样一不小心就变成法律上的集资诈骗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还不如趁自己手中还有现金流，赶紧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来得安全。”
牛太升认为，对经营失败而陷入高利贷从而变成集资诈骗的企业家施以极刑，容易加剧企业家的不安全感，进一步推动现在渐成规模的移民潮。浙江最大的海外移民中介--浙江新通出入境公司的统计，浙江省每年有1500人移民成功，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10%-20%的速度递增。针对2835家民营企业所作的调查当中，3%表示已办理外国绿卡，5%表示正在办理，14%表示有条件也会移民海外。钱水土认为，企业家选择移民不仅导致精英外流和财富外流，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企业家随时可以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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