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也要尾号限行了，这则消息一出即引起诸多关注和热议，更有人解读为是一项砍向三公消费的改革之举，意义重大。
但紧接着一则消息，未免让解读者有些失落。新京报消息，发改委称公车尾号限行并非强制性举措，而只是一个倡议。倡议者，也就是说号召大家这么做，但大家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既然如此，效果只取决于自觉性，在当前的政务环境下，公车使用单位有多大的自觉性来限行，老百姓肯定会打个问号。
事实上哪怕是私车限行，民间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公交出行不便、地铁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很多只有一辆车的家庭干脆买第二辆，两个号轮着跑。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在2010年9月接近450万辆。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东京用了12年，北京只用了2年半。上路汽车数量的暴增已经抵消了限行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
而公车呢，可想的招就更多了，我都可以出上几招：比如说，在国家还没有实质性政策限制公务车数量的前提下，干脆买第二辆，反正咱“不差钱”；或者，公车不能用，那就征用私车公用好了，单位给油钱补贴，还可以增加笔福利；至于公家出钱租车或向下属单位借辆车，实行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假如权力部门有心抵制，硬梆梆的强制都未必有用，软绵绵的倡议就更无法期待了。
但是，公车的使用单位，也就是政府部门和另外一些有着“公”字头的单位，却不该对这份倡议等闲视之。倡议能激起多大的响应，一看倡议者的影响力，二看倡议书的内容能否引发共鸣。由17个部委制订的这份倡议，实际上也是全体国民的心声，公车使用者岂可罔顾如此庞大的呼声？而代表人民履行公共管理之责的政府部门及有关单位，又岂可不与人民的心声共鸣？
为公者，必先行公共之事，而后私。长期以来，公众对于一些政府部门以私忘公、“先天下之乐而乐”的行径早生不满，一个城市出交通限行措施，必有民意要求公车先以身作则；特权车、特供菜人人喊打——这并不是民众过分的要求，而是现代社会公共管理者必须具备的自觉。政治文明的衡量标准就是你离民意有多近，民众的合理诉求实现度能达到多少。
由此可推，倡议是停留在纸上还是得到热情呼应，足可照见“公”心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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