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排队挂号的人挤满了大厅。黄晓慧 摄
浙江日报北京3月4日电
今天，53岁的平湖市万安桥社区居民叶菊珍打电话给记者，询问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对减轻老百姓医疗负担有什么好建议？在本报与腾讯网联合推出的调查“浙江民生十问”上，很多网友也纷纷留言发问：看病难、看病贵，何时能得到缓解？带着大家的关切，记者采访了出席全国两会的我省部分代表，请他们建言献策。
为啥都挤三甲医院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王鸣2日抵京前，一名曾经的病人来看望他，无意中说起挂号难的现状：“我的一个朋友凌晨三四点钟就守在医院门口排队，还有票贩子卖号的，像您的号子，票贩子要加价100元以上，而他看的只是咳嗽和发烧。”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王鸣对记者说，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已初步建成覆盖全省的20分钟医疗服务圈，“有地方看病”已不成问题。可是，尽管社区卫生医院费用低、离家近，但在全国各地的三甲医院门诊大厅里，仍然挤着执着的患者及其家属。究其原因，社区医院医疗服务水平不如大医院，在患者中缺乏信任。
“对于看病难的问题，我感受很深。”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说，很多患者为了挂上知名专家号，往往通宵到大医院排队。结果，不少知名专家花费大量精力诊治常见病，“杀鸡用了宰牛刀”，“看病难”实际上是“看病乱”。
“按理说，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预防和康复应该是进家庭，眼下这种医疗秩序比较乱。另外，普通病可以是普通医生看，疑难病需要专科和专家重点看。”姒健敏代表认为，这说明，我国居民缺少健康“守门人”，看病就医存在盲目性，医疗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对此，他呼吁国家尽快启动全民健康教育工程，让每一位居民正确认知疾病，掌握防病知识，共同维持医疗秩序，进行正确的医疗消费。
王鸣代表建议，解决看病难，应加大社区医院的经费投入、完善建设，同时建立梯度就诊管理模式，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县二级医院、市属三甲医院三个等级，根据不同群体、服务对象，界定服务内容，对大众进行引导，分流病人。此外，提高社区医院的报销比例也很重要。现在，社区医院报销比例一般也就比大医院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差距并不明显。如果拉大这一差距，在社区看病的实惠越多，对老百姓的吸引力会更大。
怎样根除以药补医
“如果要问当前医疗卫生领域最需要革除的机制性弊病是什么？我想多数人的回答是：以药补医。”在今年初举行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的表述一针见血。
全国人大代表、省公共卫生应急检测重点实验室主任卢亦愚说，以药补医机制直接的结果就是：看病贵。在这样的机制下，医疗行为“变形”，医疗服务“变味”，诱导需求，开大处方，多用药，用贵药，滥用高端检查手段、高耗材等现象已不鲜见。他说，有专家估计，每年不合理施治所耗费的医疗费用，全国总额应在1800亿元至2000亿元间，这中间回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卢亦愚发现，现实中，医疗机构通常需要向上游的医药企业“索要”补偿。有的药品定价甚至高于出厂价上千倍，据说就是医药企业为了留出空间，使自己的药既能“苦战过关”进入医院，又能让医生愿意开。他认为，改变这一现象，不可忽视流通环节出现的腐败现象，应加强对药品集中招标全过程监管，防止深化医改政策与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惠民成果被腐败“掏空”。同时，通过公立医院的改革试点，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由国家对公立医院进行补偿。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虎山集团董事长张剑星指出，一些医院出现“以药养医”的逐利行为，主要还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医院要发展，需要更多投入。但在确保政府投入的同时，应当加强管理，引导医务人员科学用药，避免现在的小病大医、滥用进口药等怪现象。
医疗人才要下乡
在舟山群岛上，渔民日子虽然过得红火，但由于以船为家、四处漂泊，看病成了一大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舟山市华鹰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科平走访多位“船老大”了解到，渔民发病后能及时就医的寥寥无几。“看病不方便，一出海就是一两个月，哪怕上岸了，岛上的医疗设备也很落后。”这种焦虑在渔民中很普遍。正因为这种窘境，不少渔民生病后能挺则挺、能撑则撑，特别是青壮年渔民，许多人几十年没体检过。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出海船只上医疗设施匮乏，一些假药、庸医乘“势”而上，占领了这个医疗市场。一些个体行医者，以“祖传秘方”、“进口药品”名义，销售假劣药品，出现在无人管理的“真空区”。
李科平代表说，看病难已直接威胁到渔民的身心健康、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希望有关方面能考虑到渔民们的实际困难，出台政策引导更多年轻医生到海岛工作，帮助渔民们解决就医难题。
医疗人才也要“下乡入海”。王鸣代表说，城里人都在关注“看病贵”。其实，对不少农民来说，农村医疗资源匮乏，是更加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城乡卫生资源配置的差距非常大，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村仅有不到20%的卫生资源，如何缓解这一问题？他认为医疗人才也要“下乡”。比如，选派一些城市医院的医务人员到偏远的乡村医疗机构，并把下乡锻炼的表现作为评定职称、晋职加薪的硬件；可以与毕业生签订协议，规定在乡村医疗服务一年后才能到考取的工作单位就职。当然，政府也要加强服务意识，对农村医疗机构实施有效监管，对农村医疗服务人员加强培训，并有效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
期待儿童大病保障
去年，杭州一个患有先天肛门闭锁症的婴儿，因父母无钱医治，最终被遗弃在一片拆迁工地上。幸运的是，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名婴儿成功进行了肛门成形手术。可是，各地还有很多得了重病的孩子，他们家境贫困，父母无力治病，怎样才能让这些孩子也能得到治疗？
卢亦愚代表建议，医改中，应对儿童重大疾病建立相应的保障办法。“重大疾病，在没有保障或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对患者的个人和家庭的打击，往往是灾难性的。而孩子身上寄托了一个家庭的希望，建立重大疾病保障制度应当从儿童开始。”他还呼吁国家尽快实施《儿童援助福利法》，对身患重病的孩子，尤其是农村孩子进行法律保障。
如果能有效地整合、规范和管理相关卫生资源，很多儿童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高。对此，张剑星代表建议，建立专门的儿童重大疾病保障管理机构，设立专门基金账户，专款专用；在各省确立相应的儿童重大疾病保障临床中心，使不同经济发展地区、不同家庭条件的重大疾病患儿得到同等治疗手段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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