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院的葛丹娣等同学在省血液中心参加无偿献血。连日来，省血液中心有数百名爱心人士前来献血。
陆华洲 摄
3月6日，杭州市天成教育集团的流动儿童迎来了“新妈妈”。当天，江干区10位女企业家组成的“蒲公英妈妈”与流动儿童结对，送上关爱。
记者 叶寒青 通讯员 王哲健 摄
浙江日报3月7日讯(通讯员 曾福泉 记者 王婷 胡笛) 价值观，是内核，是指针，是灵魂。但抵达的路径何在？本报昨日刊登的《价值观，缺什么补什么》一文中，梳理了我省专家学者对“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给出的建议——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和价值共识，提炼出一个普适的价值观。
今天，让我们再来听听省社科院、省社联、省委党校、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等单位有关专家学者的献计献策，如何在大讨论中不断生成令人信服和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理念，并渐渐将之确定和定型。
“我们的价值观”是属于“我们”的，一个个人就是构成“我们”的成员。
“价值可以是生理的、利益的、理想的、道德的等种种需要，如何去满足这样的种种需要，这是一个个人如何规范成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的过程。”省社科院教授陈华兴认为，讨论“我们的价值观”首先要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从最基层的角度开始我们的思考。我们要考虑，老百姓最需要什么？陈华兴还提炼了几个关键字：“志”，代表了浙江人的精神特质；“富”，代表了老百姓的普遍愿望；“善”，用什么把人放入秩序之中。
浙江大学教授赖金良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要让基层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员，每个人都是通过基层介入社会的，千万不能把讨论变成一种孤芳自赏的行为。
“价值观的讨论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做人究竟是为了什么？”浙江大学教授陈剩勇坦言，现在社会的一些乱象，是因为随着社会巨变，我们原来的自我意义逐渐消失，我们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了，“人”还是最终的着眼点。
“我不赞成用票选的方式评选价值观，而应该在民意的基础上提炼，不能先入为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卢福营指出，“我们的价值观”是多元性的，我们在谈地缘性、行业性的时候还应该强调群体性，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在多元讨论的基础上，凝练出一种大家都有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首先需要找一个‘本’，然后我们再谈谈这个最根本的东西有哪些方面的表现。因为价值观是一种导向性的东西，不是一种硬性规定。”
每一条路径的“根”都脱离不了大众的土壤。讨论“我们的价值观”，要走进基层广开言路，这是专家学者的共识。
省委党校教授董建萍表示，价值观大讨论不能只停留在学者圈子和理论界，要力戒自上而下的灌输，而应重视自下而上的过程。“自下而上的过程直接牵涉到每个老百姓，比如我们讲到行为规范、价值理想、追求等就和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幸福密切相关。我们定的目标高远，但必须从每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出发。”董建萍希望“我们的价值观”的讨论可以和“文化强省”建设相结合。
“要让老百姓听得懂，要有品位，要讲出我们浙江现在想解决的东西。”浙江大学教授毛丹曾参加过许多社区讨论，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仁爱、邻里关系，“实际上讲的是一个问题：现在的社区是一个社会型社区，但是大家期待人与人之间仍具有老式的邻里关系，所以要解决的是如何在社会型社区中恢复友善的邻里关系。民俗节假日的问题也是如此，如何守住民族、民间文化节假日的纽带，来保护民族人群的精神气质。”
从个体的“我”，到大众的“我们”，“我们的价值观”立足的土壤很广袤。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院长汪俊昌说，从规范性意义上讲，由不同的许许多多的“我”组成的“我们”是有权利的，正是因为有权利才能够成为“我们”，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认知学，“我们的价值观”讨论更要关注社会的场域。
“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应该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陈寿灿坚信，价值观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也是能够被意识到的东西，价值观应该到哪里去找？可以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去找，可以去开放的世界性文化中去找，可以去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去找……
在吸纳古今中外思想成果，同时深入剖析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基础上，一些学者都提出了价值观的表述方式——概括要通俗易懂，解释要精到准确。
浙江工业大学校长肖瑞峰特意强调，“我们的价值观”的表述应该朗朗上口，便于记诵和传播，这样才能在大众中扎根。
浙江大学教授毛丹认为，价值观的整合要着眼于社会和时代的实际需要，在起初不需刻意追求词语的表述，“历史上的名言警句，我们能够记住的东西，都是对社会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然后再有相应的表述，而不是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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