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4月04日讯 又到清明，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或有亲友故去，我们才会和一个行业发生接触，那就是殡葬行业。
他们和黑纱白花相伴，安慰着生者，陪伴着故去的人，走好最后一程。
逝者都将经历一次最后的“美容”，这便是入殓师的工作。在杭州殡仪馆，化妆防腐组一共有14位工作人员，面对一具具不会说话的遗体并为他们整容，成了每天不断重复的工作内容。
一份特殊的职业，一份不太为人所了解的工作，每天见证着一个又一个人生的悲伤与无奈，而他们自己也有着不为外人所了解的经历和故事。
许康飞：“我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让他们体面离开”
许康飞，53岁，国家一级防腐整容化妆师。许康飞曾为海地维和烈士的遗体防腐化妆，也曾为在玉树地震灾区献出生命的香港志愿者“阿福”整容化妆。目前他在杭州殡仪馆负责为遗体更衣、化妆和整容，是化妆防腐组组长，组里的成员都亲切地叫他“许师傅”。
尸体，可能许多人想想都觉得害怕，但许康飞和同事们却每天要与之“为伍”。
“我刚到杭州殡仪馆工作时，一些特殊情况没人会做，像溺水后高度腐败、交通肇事压碎头颅、火灾中烧焦的遗体。”后来，许康飞想到，如果能让逝者体面有尊严地离开，对逝者来说是尊重，对生者来说也是安慰。于是，许康飞下决心一定要学好防腐整容技术。
他自费去浙医大学习，又去新华书店买来了相关书籍学习。从内科到外科，中医到西医，男科到女科，只要有关的书，许康飞都会拿来钻研，最终琢磨出一套自己的技术。
去年7月25日，许康飞被派往温州执行处理动车事故，为逝者整容。“我无法想象事故有多惨烈。”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金豆豆一家让他印象深刻。“听说营救人员在车厢里发现他们的时候，爸爸紧紧地抱着儿子，两人的遗体是到殡仪馆才分开的。”许康飞花了十多个小时清洗了一家三口的遗体，并对他们进行了整容、化妆。面对只有4岁的小豆豆，许康飞用心地把他的小脸蛋处理得红扑扑的，还为他换上了最爱穿的红色运动服，涂了腮红，看上去很健康。
许康飞告诉记者，对那些头部损伤严重的遇难者，自己会根据家属提供的遇难者生前照片，用橡皮泥或石膏重塑头部，这也是许康飞的一项特殊技能。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不光是技术有难度，心里也很不好受，他们在照片上都是微笑着，现在却毫无生息。”许康飞坦言，看着照片上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再看着停尸台上一具具冰冷的遗体，这对整容化妆师的心理也是一种折磨。
“我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至少让他们能完整体面地离开。”这是许康飞对自己职业的理解。
徐宇：“你好”、“再见”都是忌语，上班时不能微笑
见到徐宇(化名)，这个1979年出生的小伙子一脸阳光地对着我微笑。他说：“我这个状态可不多见。”因为他岗位的特殊性，是不能在上班的时候微笑的。
小徐就读于长沙民政学校殡仪系，2002年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杭州殡仪馆工作。干这行，徐宇说，家里人都挺支持的，并不反感，反而觉得很高尚。
在学校里，徐宇就接触了很多殡葬行业的规范，殡葬礼仪、殡葬文化，包括作为一个从业人员，行、走、坐、卧、言谈都有规定。比如这个行业的忌讳，平时人们见面打招呼会问候“你好”，到殡仪馆就不能说。家属流着眼泪来了，你的一句“你好”，会让人不舒服。“再见”也是不能说的。“欢迎您下次再来”，这更是大忌。
徐宇说，干自己这一行，行业忌讳很多。比如女孩子到了那里，你再喜欢漂亮，上班的时候，都不能抹大红的口红，不许戴戒指，不许穿艳丽的衣服。“你穿得花里胡哨，跟模特似的，家属看了你，他是什么心情？”干这一行，确实有些东西不是外人能想象的。
整天在这种环境下，不会很压抑吗？小徐告诉我，他心理素质挺好，从大学就开始接触，基本也就不害怕了。不过有几次碰到一些高度腐败的遗体，还是会有吃不下饭的情况。“我还算好，下了班就骑车回家，一路上听听歌，也就排解了，马上恢复到正常状态。”
不过看着胆子挺大的小徐，一开始也有害怕的时候。刚到殡仪馆时，他轮到值夜班，如果半夜遗体到馆，需要他搬送到冰库。值班室离冰库只有10米远的距离，晚上值班就一个人，所以当时他习惯把所有的灯都开着，还开着电视。而且通常是不敢喝水的，因为怕上厕所。
“空空荡荡的场地，就我一个人，想到一旁就存放着100多个冰柜，一点都不怕是假的。”不过慢慢地，小徐也就习惯了。
我冒昧地问了一句：“你对象找了吗？”小徐说自己两年前就结婚了，都有孩子了。不过之前对象还真不好找，走相亲这条路几乎行不通，因为人家一定会问你，工作单位是哪里，一说，准掰。“我也是相了好几次亲才成功的。”现在的妻子不嫌弃小徐的工作，两人恩爱着呢。
李华：怕女儿在学校受冷落，工作一栏她填了“待业”
考虑到一些女性逝者家属的要求，为了尊重死者，几年前，有两个姑娘从其他部门抽调到了化妆组，她们也成为杭州殡仪馆第一批女化妆师。李华(化名)就是其中一个。
一个女同志干这行，常人难以想象。李华和我坦言，自己一开始还挺抵触的，因为这活一般人没法干。
“面对遗体，总会慌兮兮的。”由于遗体在火化前需要盖上绿色或者红色的被子，刚入职头几天，李华的梦里总是出现红红绿绿的被子，特别不适应。她还为此发了半个月的高烧，直到后来才慢慢适应。
每天，李华都会坐单位的班车赶到馆内，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几乎每天都要面对遗体。穿上隔离服，戴上口罩和手套，李华便投入工作状态。她最怕遇到的是那些高度腐败的尸体，或是交通工伤意外面目全非的。这种处理起来比较麻烦，一般遇到这些“疑难问题”，李华都会请教许康飞师傅。
相比工作上的这一切，李华更担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即便时代在进步，但社会上对他们的偏见还是或多或少存在着。“比如小区里有人知道了我的工作，会刻意绕道走，怕碰到晦气。”
李华说，自己一下班就会回家，很少在外面溜达。节假日也很少在亲戚家串门，怕对方觉得“不方便”，也怕吃闭门羹。和朋友碰面，从不主动伸手，最多是给予一个微笑。还有，有时候打车去单位，从来不提去“殡仪馆”，随便说个附近的地方，宁可自己步行一段路，不然可能会被拒载。
最最让她为难的便是自己上五年级的女儿。因为怕女儿在学校里受人冷落，李华在家长联系单工作一栏中，写的是“待业”。“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得已教孩子撒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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