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义为重
在近代企图瓜分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最凶恶的侵略者。“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步步紧逼，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达到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巅峰。战争期间，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制造南京大屠杀，掠夺中国资源，毁灭民族经济，实行殖民统治，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而抗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已经觉醒起来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精诚团结，用血肉筑起我们的长城，取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沪“宁波帮”，极为关心民族经济发展的命运，同时也忧心国家民族的兴亡。“九一八”事变后，三友实业社积极组建三友抗日义勇军，400余人参加，老板陈万运亲任大队长。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派人制造“日僧事件”与“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作为借口发动“一·二八”事变。五洲大药房也组建了一个营的义勇军，总经理项松茂自任营长。“一·二八”事变次日，11名工友被日军抓走，项松茂只身前往日本宪兵队救人，横眉冷对敌人威胁，慷慨赴义，尸骨无存。其事迹可歌可泣、义薄云天，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
方液仙、李康年发起提倡国货、发展民族经济为宗旨的中国国货运动。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信念的社会实践，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场爱国运动。他们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同仇敌忾，出钱出力，坚决支持民众抗日；本着社会责任和人道精神，共赴国难。“八一三”事变后，宁波旅沪同乡会先后在市区设立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收容援助难民16万人次，租船遣送难民10万人次。此举获得盛赞：“一个同乡团体，能在战时完成如此大规模艰巨的难民救助工作，这在世界抗战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迎接解放开新天
外出经商的宁波人中，还有一批中共秘密党员，以经商为手段，战斗在绝密的第三线。胡咏骐、卢绪章、舒自清、谢寿天，他们以传奇般的经历，在民主革命时期立下了无法替代而当时也无法宣扬的卓著功勋。他们以经受住历史考验的经济手段，又为顺利接管经济中心大上海、对外开展贸易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贡献，是“宁波帮”正气篇中最亮丽的一页。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逆民意，发动内战，大搞独裁。面对这内战与和平、独裁与民主、黑暗与光明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也有一批“宁波帮”知名人士，挺身而出，正气凛然，发出了“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强烈心声。盛丕华、包达三、蒉延芳、张-伯，他们不仅亲历了“下关惨案”，还秘密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4月15日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邀请他们到香山双清别墅聚餐座谈。为了使上海这个全国的经济中心顺利回到人民手中，他们真诚地为解放上海建言献策。5月10日，毛泽东致电解放浙江的将领，指出：“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显然，这份电报与毛泽东和盛丕华、包达三、张-伯等“宁波帮”人士的零距离接触、听取他们的建言献策密切相关。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最集中的城市，做好上海工商金融业者的工作意义重大，毛泽东正是对“宁波帮”的能量与能力有所了解，才会作出这样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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