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4月9日讯 提起诸暨市高湖路38号，许多当地人都对朝着马路的那两扇大门印象深刻，因为时常有人拿着病历上门来讨说法。2008年12月1日，全省首个县级市“医调会”在此成立。3年多来，诸暨市就医人数翻了一番，但每年的医患纠纷却没有增长。许多诸暨人都对“医调会”和这里的3位“医疗老娘舅”满怀感激。
诸暨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于卫生局和法院的纯第三方机构。一方“调解桌”，两间办公室，包括主任斯友全在内的3位调解员在这200平方米的空间里，共解决了658起医患纠纷。
他们一次次化干戈为玉帛，还用自己的绵薄之力普及法律常识，为医患关系的和谐添砖加瓦。
“赔多少，你来定吧，我相信你！”枫桥镇居民赵林强(化名)的这句话，斯友全等了整整半年。
2008年3月，赵林强因患膀胱结石在诸暨市某医院接受手术，术后出现左下肢深浅静脉血栓，因医院错过血栓最佳治疗时间，赵林强在医院一住就是两年。2010年6月，他出院后便和家人直奔“医调会”。
对赔偿金，赵林强提出了在“医调会”承受范围之外的要求。任凭斯友全如何劝说，他就是不愿接受“医调会”的建议。僵持不下的结果是，赵林强不断赶往“医调会”，却迟迟未拿到赔偿。2011年2月，斯友全主动敲开了赵林强的家门。“赵师傅64岁了，以前是下岗工人，家里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我们一定要帮到底。好好和这一家人谈谈，帮他们尽快获取赔偿金。”斯友全搬了一条板凳坐在赵林强面前，而此时的赵林强已被他的诚意深深打动。两人一谈就到深夜，赵林强终于接受了斯友全的建议。
3年中，有几百位“赵林强”到“医调会”寻求帮助，三位调解员用真心和耐心开导着每一位患者。随着“赔多少，你来定”这样的信任之语频繁出现，他们看到了这个平凡岗位的价值。
上个月，患者何丽芬(化名)拿着“医调会”开具的5万元赔偿支票，心中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拿到钱了，从投诉到解决，一共只用了5天。”
绝大部分纠纷在一个星期之内解决，“医调会”的高效调解首先得益于诸暨的“医疗风险金”制度。每年，诸暨市各大医院根据医院的业务量和人数，往医疗风险金账户里存一笔钱，一旦纠纷得到解决，“医调会”开出支票，患者就可以到银行取出赔偿金。
在“医调会”调解员无法第一时间抵达的农村，还有兼职调解员替代着他们的角色。在诸暨市的27个乡镇，都配有一名兼职调解员。“去年全镇4起医患纠纷，我们自己处理了2起。”同山镇兼职调解员陈松良说，“当我们无法解决时，会再邀请‘医调会’调解员进村。这样，处理纠纷的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在斯友全看来，“医调会”平均每年200多起纠纷的调解，就是200多次普法的生动课程。“医调会”的一间档案室中，还整齐码放着600多本纠纷处理案例。3位调解员化解纠纷后，会把处理过程详细记录，装订成册。斯友全说，医患纠纷涉及医学和司法两个层面，把每次调解的经验都记录下来，一定有很大价值。他相信，通过“医调会”的点滴努力，纠纷只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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