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4月28日讯 4月27日下午，方培林在从上海回温州的路上。这段时间，上海成了他去得最频繁的地方。
“在上海有新的金融项目？”记者问。
“这个不是金融项目，是我的一个实业项目，具体目前还不方便透露。”方培林说。
方培林跟钱打了半辈子交道，突然说也要做实业，又是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紧锣密鼓的时刻，让人有些意外。
已到花甲之年，坐在记者对面的方培林，他言辞切切：“什么时候小贷公司可以向个人放开，我这辈子的心愿也就成了。”
4月27日下午，方培林在从上海回温州的路上。这段时间，上海成了他去得最频繁的地方。
“在上海有新的金融项目？”记者问。
“这个不是金融项目，是我的一个实业项目，具体目前还不方便透露。”方培林说。
方培林跟钱打了半辈子交道，突然说也要做实业，又是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紧锣密鼓的时刻，让人有些意外。
已到花甲之年，坐在记者对面的方培林，他言辞切切：“什么时候小贷公司可以向个人放开，我这辈子的心愿也就成了。”
金改“第一人”曾经摸石头过河
存活了5年、改革开放后我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私人钱庄的老板。这是今年已经60岁的方培林最惹眼的标签。而这一切都是无知者无畏，歪打正着。
1984年9月25日，在取得当地政府支持并领取镇工商所临时执照后，“方兴钱庄”在温州市仓南县钱库镇横街29号——他自家屋里诞生了。24小时服务，上门取款，比现在银行ATM机的服务还周到。一方面吸收当地百姓的存款，另一方面给当地的百姓与商户办理贷款。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方兴钱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存贷款规模一度超过了1000万元。
“刚开始就受到银行排挤，不给开户，只能将百姓的存款藏在床底下，运钞车就别想了，取钱送钱都是麻袋一拎。”方培林说，赚钱不难，难的是觉得孤单，觉得孤立无援，每天像在走钢丝。
私人钱庄模式得到各界的默认与鼓励之后，温州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于钱庄的资金运作机构，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一些地方出现了集资诈骗现象。到1989年，一种不稳定的感觉向方培林袭来，由于担心出现挤兑现象，这年下半年，他主动关停了私人钱庄。
1984年，那场自下而上的温州金融改革，让方培林成了温州“金改”历史上抹不去的一笔。30年来，他一直在寻找途径，能够正大光明买卖“钞票”。
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决定成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培林的电话成了热线电话，“玩钱”的人都低调，方培林近一个月来却很高调。
面对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方培林并不掩饰其用心，想分享“金改”一杯羹。他想通过媒体呼吁，放开小额贷款公司，让个人也能办小额贷款公司。
希望适当增加小贷公司数量
私人钱庄关停后，方培林就淡出了人们视线，直到2000年，那年，他创办了温州首家担保公司(现为温州方兴担保公司)。
1995年国家出台了《担保法》，2000年，国家出台《担保法》司法解释。同年，温州市政府出台文件，鼓励民资开办担保公司。方培林硬是将政策吃了个透，房产抵押贷款和存单质押贷款是银行的传统业务，现在的《担保法》规定可由第三人介入，这个由“本人”到“他人”的“一字突破”极大地拓展了抵押业务，使担保市场空间无限。
随后，聪敏的温州人又将担保公司进行了变通。在温州，担保公司、借寄行、典当行等各类机构的主要业务几乎都是民间借贷，就是人们常称的“地下钱庄”。
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初金融改革的方培林知道，钱好玩，不守规矩玩却容易引火上身。
2008年，方培林开始追逐小额贷款公司，他的目标很明确，首先可以正大光明借钱，第二步希望有朝一日，小额贷款公司能够改制为村镇银行。而小贷公司直接将担保公司“排挤”在外。
得知“金改”获批，方培林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希望通过增加小贷公司数量，可以降低门槛。而结果则是，7家小贷公司公开招标，门槛比原来更高。
“今年新增30多家，2013年总数达到100家，我觉得完全不够，为什么不可以1年增加1200家？”方培林有些激动。
“小贷公司不吸储，风险由股东自担，数量就应该放开，进行充分市场竞争，开到村镇，这样利率才会降低。没有利润，自然会有人退出。小贷公司受监管，这样民营资本才能真正阳光化、规范化。”
方培林说，他还在等待，从事了半辈子金融，唯一的希望就是安心、合法玩“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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