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昨天的一条消息追踪下去，才知道武汉去年4月初掀起了一场“治庸风暴”。对比一年前后的情况，让人不能不感叹吏治之难。当时的新闻报道用“摧枯拉朽涤荡武汉三镇”来形容其声势，到去年6月底，全市就已经问责537人，其中市管局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58人，被问责对象均被处以行政处罚，行为严重者甚至被司法制裁。当时有报道说：“面对严厉的治庸风暴，有人担心：治庸会不会导致官员们‘人人自危’。武汉市委回应说，在责任面前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领导干部不自危，那么人民群众就会人人自危。”可见，武汉市领导的决心有多坚决，整治力度有多大。但是，一年后，“治庸风暴”似乎失去了威慑力。“治庸办”工作人员所到之处，都发现了“庸懒散”行为，东西湖区卫生局的一名科长竟然在上班时间溜出去打牌，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当“治庸办”工作人员来到江汉区一拆迁办暗访时，竟遭到工作人员的围攻，直到有人报警，这些人才罢手。
难道“治庸风暴”徒有声势，实际并没有多大的威慑力？还是少数官员一时昏了头？具体情况局外人很难了解，但是，吏治之难的一般特点，武汉不会是例外。一般来说，对“庸懒散”的问责，不能不受一些因素的制约，未必都能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来问责。比如，如果某一部门或单位被问责的太多，可能要影响该部门的日常工作的维持，处理起来就不能不放宽处罚。如果牵扯到某些“敏感”的人事关系，问责的原则就要受一些委屈了。类似的迁就与“让步”，单个地看，都是“必要”的，但是，合起来看，却能传递出一个信息：问责并不那么可怕。
武汉把“庸懒散”都列入整治对象，其实，细究起来，这三种毛病的治理难度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庸”是最难治的。庸者，素质、能力低下、低劣也。“懒”固然不好，但是，庸官太勤快，把事情搞砸的概率就高了，懒一点，至少损失还少一点。“庸懒散”三者的治理，治庸是关键。
“庸”，不仅仅是能力问题，还是一个精神面貌问题。蝇营狗苟者，仰人鼻息者，善于钻营者，即使有能力，也很难不“庸”。这样的人最能毒化一个部门或单位的风气，如果领导者喜欢、重用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部门或单位也会渐渐被平庸化、庸俗化；真正有能力、有正气的人会感到压抑。如果领导者还想拿点成绩出来装装门面，难免不搞弄虚作假这一套。
“庸”者，其实是潜伏在权力体系内部的一个病灶，把“庸”作为整治目标，确实是抓住了关键。但是，提升精神品质，提高素质，不是刮一两次“风暴”就能见效的。从报道来看，武汉“治庸”的缘起，是一份《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揭示了武汉市在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集中起来就是“庸懒散”。为改变投资环境而整治“庸懒散”，就要求迅速见效，所以“治庸风暴”这样的突击性的动作就成为第一选择；但是，突击性行为的短处，就是效果很难长久，搞多了，“突击性”就钝化、疲软了，等顽劣的官员看出你的软肋来，“风暴”的威慑力就渐渐减弱以至于消失，也许这就是拆迁办不把治庸办放在眼里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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