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有人，都是患者，包括医生；医生也吃五谷，也会有头疼脑热。疾患，可以是身体的，也可以是内心的。
但是，未曾预料的是，几乎所有人，竟然同时“遇刺”——最近，好几位医生倒在患者的刀下，鲜血染红了白大褂。三桩血案接连发生，其中两桩是同一人所为；相隔9个小时，患者吕福克将两位医生刺成重伤。人们震惊、茫然：这是怎么了？至少从表面看起来，医患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激化到会动刀子的地步，但是，尖刀还是插进了两位医生的颈部。
什么原因，让动刀子变成了一种很容易施行的行为？如果找不到原因，找到了又没有药可以医治，那么我们心头的阴影将不会消散，我们只能在恐惧中猜测、等待。
(二)
杀人这样的极端行为，往往是矛盾激化到极点的结果。据相关报道，吕福克与给他看过病的北大人民医院医生邢志敏、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赵立众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矛盾，反而是吕福克在航天总医院有医闹行为，是医院方面“吃亏”更多。那么，吕福克出狠手的“动力”是什么呢？熟悉吕福克的邻居都说他不像是个会杀人的人。
哈尔滨弑医案，17岁的李姓患者和给他看病的医生之间并未发生明显的冲突，最多只能说是沟通不畅，让李某有了误会，但也不至于会动刀子；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李某杀的并不是给他看病的那位医生，而是另一位实习生。李某的逻辑似乎是：只要杀了一个医生，就觉得出气了；杀哪一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需要发泄；至于会有什么后果，会给别人和自己带来什么，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
如果说李某还不满18岁，来自农村，不善言谈，不能适应、理解医院的特定环境；那么，51岁的吕福克是北京人，心智、阅历、能力要优于李某。他的内心，会不会有他人所不知某种积郁，因为没有“出口”而憋在心里，积成了一种看不见的能量，两位医生最终承担了他所有的不满和积郁？
(三)
陕西省横山县百信医院的一名闫姓患者治疗后死亡，其后人竟然逼迫该院全体医护人员共40多人向死者遗像下跪，还受到其他侮辱。虽然至今仍无证据表明医院存在过错，但即使院方有过错，也不等于全院每一个医生都有错。但是，他们跪下了，原因只有一个，闫家在当地很有势力；势力大到可以让医院停业3个月——连卫生局也未必敢下这个命令吧？当地群众的治疗也不用考虑了？
有人跪着，谁也不能说自己站着。既然宪法不能从纸面走进现实，不能支撑人的脊梁，那么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没有软骨病，至少也会“被软骨病”，
吕福克和李某，以及陕西横山县的闫家，有共同的行为逻辑，这种逻辑，且不说没有丝毫的现代法律精神，连自古以来“冤有头、债有主”的民间规则也不要了：遇害者、受辱者并非“冤家”，“冤”和“债”也远不够成为下狠手的“理由”。行为没有任何准则，没有底线，不正是普遍的病相吗？
可能是由于当地政府的干预，也可能是舆论的压力，昨天的后续报道说，陕西横山县的闫姓当事人向医院表示了道歉，称“不再追究医院的责任”。那么，那么多医护人员无辜受辱，闫姓该不该、会不会被追究呢？如果不会，这些医护人员将会带着什么心情给人看病？要不要担心他们中的某个在某一天会发生医疗事故？受辱而无法伸张所积郁的负面心理，会不会转化成一种看不见的能量，最终像李某、吕福克那样令人猝不及防呢？
闫姓事主与李某、吕福克，有共同的逻辑，也有相异之处，概括起来就是：手中的资源有多寡，报复、泄恨的手段就不同，支付的代价也不同。若不是两位医生都被抢救过来了，若不是李某还不满18岁，可以说李、吕两人就死定了。
(四)
卫生部说，我国5年增加近7000起医闹事件，这一个数字无疑触目惊心。卫生部、公安部已经发布《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无疑是必要的，否则，医生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医院不得安宁，影响为患者治病。改善医患关系的治本之策也应有实际行动了。在这两种思路之外，还有一种选择。
北京市航天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赵立众，就是吕福克所刺的第二个对象，5月2日晚，当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只与他通话时，他说：“我是想假如可能的话，我有可能放弃对他的，我个人对他的起诉以及赔偿。我是有这种想法。”
白岩松问：“用爱去弥合伤口？”真正有了对病人关怀备至的爱后，是否还会有伤口呢？
(五)
给死者遗像下跪的医者没有尊严。在这些无辜受辱的医生当中，可能有一些医生以前开过大处方，收过红包，或者对病人不耐烦，但是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同情和对他们维权的支持。
被医生拒之门外被医生晾在手术台上的患者们没有尊严，他们被当成标本或者物件进行讨论或处置时，医生、医院在他们眼里，如手术刀般冰冷。
一起起医患矛盾，是尊严之殇。找回丢失的尊严，先学会自尊。当自己不尊重自己，不尊重自己的职业，不尊重自己的理性，难免性情冷漠，行为乖戾，接着就去剥夺别人的尊严。
于是患者和医生都心力憔悴，都伤痕累累。
人有病，当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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