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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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这样一群80后、90后：来自农村，却几乎没有下地劳作的经验；念过书，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早早告别校园；他们努力变得和城里的同龄人一样——染发、玩网游、穿各种“潮牌”衣服，却依然显得和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他们分享农民工这个共同称谓，可又彼此隔绝，怀揣只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世界，需要我们用心聆听。
谢凯又一次站在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的门口。
这个过完年刚从家乡贵州安顺的偏远山区来到杭州的年轻人，背着山寨耐克双肩包，染着金黄色夸张发型，耳朵上是闪闪的耳钉，肥大的牛仔裤上，膝盖部位被刻意打上了补丁。
只有略显不安的眼睛透露他的年龄——这个去年才高中毕业、第一次外出打工的男孩子，今年只有19岁。
建筑工地小工、酒店门童、流水线工人，谢凯的尝试五花八门。“不是工资太低，就是太辛苦，最重要的，是没人看得起你，心里不舒服。”这个手握高中文凭的年轻人，从大山深处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却发现曾经以为只要改变地理坐标就能换来的新生活，就和自己缓缓吐出的烟圈一样，近在眼前，但虚幻而不真切。
感叹融入城市不容易
从家里出发，步行1小时，坐4小时班车到安顺市区，登上凌晨2时启程的火车，整整24小时后，谢凯终于来到杭州——这座原本只在书上见过名字的城市。
“睁开眼，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多车，热闹得很，觉得自己来对了。”谢凯说这是他对杭州的第一印象。下了火车，他就在火车站外的地上枕着妈妈准备的包裹袋睡着了。他是被天刚蒙蒙亮就汹涌而来的车和人吵醒的，而他起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随身携带的那只塑料包裹袋，转身在路边的小店里花35块钱买了只假冒的耐克书包。
这是谢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即便如此，在他过去的19年农村生活里，他也没有正儿八经干过一次农活。因为，父母原本给这个家中长子设计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念书，考大学，留在城里工作。
“没心思念书，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还是早点出来闯一闯。”在年轻气盛的谢凯心里，读大学并不是留在城里的唯一办法，甚至，他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这个目标。
在劳动力服务中心，谢凯是很容易引起注意的那个人——他一个人蹲在院子里的长廊上，一头黄发桀骜地竖着，白色耳塞连接着手机与他的世界，间或抽烟，和其他人扎堆站着，共同迎接一次又一次的挑选与被挑选的人相比，他显得与众不同。
这样的与众不同，并没有为他找工作带来好运气。
“明明我的学历不低，要求也不高，可找的那几份工作都不靠谱！”他一一细数3个多月来自己的经历：建筑工地是靠力气立足的，他从小没干过重活，第一天没做结束就离开了；上工厂流水线做，自己就跟机器人一样，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太不人道；酒店门童是干得最久的工作，将近一个月，可那是“伺候人的活，太憋屈”。
除了工作不好找之外，更让谢凯想不通的，是这座城市难以融入。明明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量“洋气”了——染了头发、打了耳洞、甚至买了两套在城里看来颇流行的衣服——可大家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是“外地人”。
“好像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和他们一样。”他小声嘟囔着，语气里的失落，远超过找不到合适工作带来的不甘。
谢凯的这种感觉，几乎能引起所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共鸣，即使是从小跟着父母在城市里长大的人也不例外。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群人与生俱来的乡土气息。”1981年出生的王超是四川乐山人，可自打记事起，他就和父母一起在温州生活，“和当地的孩子一起上学、一起工作，温州话也多少能说一点，可感觉还是不可能和他们一样。”初中毕业后，王超就进当地一家企业做工，即便说起自己时不时就能感受到的排挤已经“云淡风轻”，可他的自嘲之下，依旧是一颗敏感的心。
调查显示，超过7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与所在地城市居民地位上有差异”。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这种强烈的不安和迷茫，时刻笼罩他们的内心，“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角色，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
孤单只想找一份温暖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24岁的丁晓轩已经不记得，这句并不属于自己这个年代的歌词，已经在她的QQ签名档上挂了多久。
“原来一个人的时候，就想着能有个人陪陪自己。现在两个人了，确实没以前那么孤单了，就想着能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丁晓轩是个河南姑娘，一年前，她在厂里认识同是河南人的男友，两个人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现在，他们在离厂区不远的一幢三层农民房里，租了一个房间，每个月租金450元。
在谈恋爱之前，丁晓轩过着典型的三点一线生活，每天在宿舍、车间和食堂之间穿梭，休息天多半也在宿舍宅着，用手机上网聊天、看电影。
“说实话，真没觉得我有多爱他，只是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好，那就在一起呗。”晓轩是个文静的姑娘，言情小说也没少读，可说起自己选择的这份爱情，她想了半天，却只能用“平淡”两个字来形容。
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谈恋爱是他们最好的、也是最容易实现的排遣寂寞的方式。
郭子默也不例外。
半年前，才读高一的她给爸妈留了张纸条，从连云港离家出走，一个人来到杭州“流浪”。在服装城的一家店铺里当导购时，她认识了现在的男友。
“当时工作很辛苦，工资也很低，又不敢让爸妈知道，一个人过得很惨。”在这个17岁小姑娘的记忆里，那段日子几乎只剩下眼泪，“他比我大8岁，天天来等我下班，带我去吃饭，安慰我，我觉得他真的对我很好。”两个月前，子默搬进了男友的住所，开始过起小日子。
对很多80后，甚至90后的农民工来说，在孤寂的生活里找一个玩伴，甚至未婚同居，都是很正常的事。“两个人一起住，省一份房租，也热闹，没啥不好的。”郭子默大大咧咧地告诉记者，上个月，她的父母特意从连云港赶到杭州看了“毛脚女婿”，也算是把她正式托付给了这个男人。
但这样的取暖，不会没有代价。这群心智并未完全成熟的年轻人，凭冲动和任性行事，往往得不到及时、合适的情感指导。因感情不顺利而寻死觅活的人有，错综复杂的多角关系也有，甚至很多女性农民工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孕的经历。她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民营医院做号称无痛的人流手术，还有不少年轻女孩，则在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当了妈妈。
迷茫未来之路在何方
“我们这群人，努力在城市里工作，却没有我们的立足点，真的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谢凯手机的音乐播放器里，常常循环播放这段时间热播的《北京爱情故事》里的主题曲。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儿失去……”
从汪峰苍凉孤寂的声音里，谢凯一遍遍思索自己的出路：“如果一直这样，也许真的还是该回去。”
无聊、迷茫、压抑。这是记者采访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提到最多的口头禅。和父辈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烈的自尊需求，渴望自立、追求自主，希望生活得体面而又有尊严，希望自己有所作为，有朝一日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可在他们的生活里，阳光好像总是要比城里的同龄人少一些，欢笑亦然。
很多时候，自认为乐观坚强的郝俊也会独自神伤。
初中毕业之后，他从内蒙古随父亲去了上海，在一家经络按摩店里当学徒。3年前，手艺得到师傅认可的他，被派驻宁波的新店，在上海结识的重庆女友随他而来。一年前，两个人回内蒙古领证结婚。
“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就想着挣钱养家。”郝俊告诉记者，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初中毕业那年大哥结婚，为了给他造房子，家里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不少债：“几年后，债还清了，就开始为我自己做点打算。”
郝俊的打算微小又具体——希望以后能够盘个店面自己当老板。为了这个也许能够在未来出现的小店，郝俊一直在努力，在他临时租住的房子里，堆满各种经络、推拿的专业书籍，墙壁上挂着一张医学用的人体图标，床头边的一本《黄帝内经》，已经被翻得卷了边，打开来看，密密麻麻都是笔记，“老祖宗的文化博大精深，要真正做好经络推拿，一定要钻研”。
即便如此，郝俊的生活还是充斥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不知道师傅什么时候会叫我回去，自己又还没能力单干，所以还是稳定不下来。特别是如果接下去有了小孩，在城市里生活的成本会更高。未来，真的很难说。”
慢慢来，谜一样的未来。
可是，对这群被过早推搡着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已经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喘息的时间甚至空间。接下来，他们要结婚，要生孩子，要面对更多当年他们带着热情与憧憬奔向城市时没有想到过的问题。
“其实我们要的不多，我们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过一份相对体面的生活。这个应该不难吧？”采访的末尾，郝俊的妻子这样反问。
但愿不难。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健敏教授：农民工的主观生存感受，记录了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作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份子，农民工及其子女身上负荷了多重角色，而他们的努力，最直接承担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了解他们，是帮助他们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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