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记者在数码城二楼探访胡苏亮经营场所。 金梁 摄
浙江在线05月14日讯 “就连我自己都想不到会成为这个第一单。”胡苏亮，这个温州民间借贷登记“第一单”风波的主角说。
“我们的办公室就像‘急诊室’，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现在更忙了。
“如果未来有可能，我还想圆一个金融梦。”曾创办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的杨嘉兴仔细研究了国务院给温州的“12条”主要任务。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等内容，让他这样怀有金融梦的人笑了。
一个风波主角
家里人说才5万块，有什么好借的
刚毕业一年的胡苏亮一下子成为媒体的焦点，是因为几周前在温州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登记了一笔5万元的借款。胡苏亮说，这个5万元让他阴差阳错进入了“温州民间借贷中心第一单”，还被怀疑是自编自导的一场秀。
几天前，记者联系胡苏亮时，他表示接电话已经接到头都大了，尤其是被质疑的当周，正好到杭州电脑市场进货，因为漫游费的问题，电话差点打到欠费。而如今事件已经水落石出，他再面对媒体的采访时，已经显得比较从容。“记者问的问题都差不多，我每次都在重复一样的话。”胡苏亮显得很无奈。
据了解，胡苏亮拿自己的车子抵押借了这笔5万元，目的是为了开家数码店。为此，5月10日上午，记者来到胡苏亮所在的数码店，它位于温州市区飞霞南路与人民路交界处的数码城内，店面面积约有三四十平方米。正巧，胡苏亮那天也在，他说平时一周会有两三天时间呆在店内。
胡苏亮长得清瘦，对数码生意熟门熟路。“我最早开的是手机店，在另外的一个数码城，后来生意不好，跟朋友合股搞这家电脑店。”胡苏亮透露说，这次借了5万元，月利1.6%，期限为1个月，利息才800元。
记者看到电脑店的生意较为清淡，胡苏亮解释说现在是淡季，而这一行往往是淡季进货，到旺季来卖，中间赚个差价，而800元的利息，不算多大的问题。
“刚开始，电脑店的同伴是不知道的，就连我自己都想不到会成为这个第一单。”胡苏亮说，在借款时，排在他前面的还有4笔单子，都是20万元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前面的单子都没被批下来，而我排在第5个，却成为第一单。当天媒体来拍照的时候，都跟他们说好要打马赛克的，结果只有一家电视台打了。”
胡苏亮说这事时，显得很委屈。“关键是家里人知道了，说才5万块钱有什么好借的，家里随便弄一下就有了，还闹这么大的‘名声’，亲戚们知道了，还以为我们家怎么了。”
“这笔5万元的钱还掉之后，你还会继续想借吗？”记者问。
“如果媒体不盯着的话，还是乐意借的。”胡苏亮回答。
两个忙人
王钢(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
打通融资渠道，让信息更透明
5月8日，记者在温州见到王钢时，他那几天到处在开会，大多与温州“金改”有关。至于具体讨论哪些话题，他不便透露。
他认为，目前温州遇到的“两多两难”，中小企业多是好事情，民间资本多也不是问题，而融资难和投资难还真是问题。温州企业大多是靠民间借贷起家的，因此民间借贷对温州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是不能抹杀的。
“这次出现的民间借贷风波，是因为我们过度依赖于银行的融资渠道，现有的以银行(为主的)融资渠道根本没办法来解决中小企业的发展。这带来的问题，就是融资渠道的缺失，导致中小企业的嗷嗷待哺。”
“关于投资难，是因为我们有过多的领域，或者说低端的领域完全市场化竞争，而资本密集型领域、高端的领域由国企来占据，而导致了民间资本投资不畅通。”他认为，这次金融改革要解决的就是两难之间通路的对接问题，要打通一些渠道，开放一些领域，让民间资本进去，同时让更多的融资渠道解决中小企业的需求，这样才能真正破解两难的问题。
“金融改革的‘12条’大家都熟悉了，怎么改革？还是要从投资难和融资难切入，不能过度倚重银行的融资。其实温州有很好的市场土壤，原来是亲友之间的借贷，现在能不能通过更加直接、透明的融资渠道，有没有可能把融资通道打通呢？比如我有一笔钱，有没有办法不通过中介直接给到借钱者，有没有办法让信息比较透明，并有第三方担保或保险的机制，这样从间接融资走向直接融资的转变。”
他建议温州人要耐得住寂寞，真正去做实业的话，温州不会出现民间借贷风波。
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金改效果3-6个月才能初步显现
提起周德文，几乎所有的温州本地企业主都耳熟能详，不仅在于他拥有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等头衔，更是由于每每温州经济环境有新动向，他通常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为民营企业讲话的。
自从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获批后，周德文更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忙人”和“飞人”，不但忙于与本地企业家、金融部门洽谈，更常常奔波于北京、上海等地，参加各类金融改革活动和论坛，一周三四天在外地都是常事。此次记者温州之行一直没等到他回温州，最后只能通过邮件和电话采访他。
周德文对记者表示：“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会接到许多企业打来的电话，或是上门来访，甚至还有不少外地的投资者；我们的办公室就像‘急诊室’，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看得出来，大家对金融改革试验区非常关注，许多人一再询问，试验区能够实实在在为我们带来什么？能不能带来机遇？能不能解决实际的困难？”
周德文说，“我认为，温州金融改革的效果，至少要在3到6个月后才能初步显现。不是说今天批准了金改，明天就有大量的钱把中小企业救活，一切立法、金融机构信用识别体系等等的建立健全都需要一个过程。”
他表示，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正是对打破垄断发起尝试，尽管许多方面的打破目前看起来仍然比较困难，但“金改”毕竟触到了垄断的根基，因此具有非凡的积极意义。接下来，需要温州用好“金改”这把“尚方宝剑”，大胆突破条条框框，打破现行的不合理规定，拿出魄力和勇气推进改革。
两个老人
方培林(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庄主)
“金改”切入点是关键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温州的金融领域就出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方培林。1984年9月25日，在取得钱库区委支持并领取镇工商所临时执照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在钱库镇横街29号——他自家屋里诞生了。2000年，国家刚一出台《担保法》，方培林又立马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担保公司。因此，他被认为是温州民间金融制度创新的探路人之一。
“这次温州的金融改革试点，作为个人当然看好。”方培林表示，金融改革是相当有难度的，关键在于从什么地方切入。
方培林告诉记者，中央政府对民间金融的规范可谓是用心良苦，这可以从2008年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政策看出来。
“我个人对2008年政策的解读是，放开小额贷款公司，这是让我们可以大干一场。”方培林分析说，“小额贷款公司的存在，就是把民间借贷从地下放到地上，民间借贷阳光化了，这样方便政府的管理。”
“我认为，按照中央给予的政策，就应该把小额贷款公司办到农村去，因为真正从事民间借贷的都是农村的自然人。可以规范那里的借贷市场。而且规模要小要灵活，注册资金500万就可以了，没必要一个亿。”
杨嘉兴(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创始人)
民间借贷靠服务取胜
1986年11月1日，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该信用社被视为全国首家股份合作制“民间银行”，曾经帮助许多温州的中小企业(区街企业)解决了创业期的融资难题。其间鹿城信用社还公开向社会增资扩股，发行了总额50万元的信用社股票，委托上海印钞厂印制的股票是新中国最早、最规范的股票。
“民间借贷为什么活跃？主要靠的是服务取胜，电话打一个就上门服务，而且还是24小时‘营业’。”杨嘉兴认为，如果银行也能做到这样的服务，民间借贷势必会减少。
“目前来看，小额贷款公司是相对放开的。”杨嘉兴觉得，小额贷款公司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只要有钱有能力，应该放开来做，将原来地下操作的民间借贷，全部浮到水面上来。“另一方面，我觉得小额贷款公司也要分级别，分不同层次，按照服务的规范来分。”
当问起他是否还想再办一间银行时，他告诉记者，“这次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是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如果未来有可能，我还想圆一个金融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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