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5月21日电(沈锡权、王政、杨军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曾有人对中国城乡之间繁荣与衰败的巨大落差作出这样的描述。
可是今天，当记者踏上脚下这片土地时，发现城乡之间正悄然进行着从割裂到融合的演变：被跨越的贫富鸿沟，被拆毁的制度城墙，被破除的产业藩篱……
一组组具体翔实的数字，一片片璀璨亮丽的城镇群落和“美丽乡村”，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创业故事，无可置辩地昭示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现代化。城乡间国民的贫富、待遇和素质差别，正在逐步消除。
这一切，实实在在地发生在21世纪初中国东部的浙江大地。
大批农民成为“有产者”，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也带来了“橄榄型”社会的曙光
均衡城乡发展的要务首在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今天的浙江完全可以响亮地说：农民不穷！
同样笼罩在金融危机阴霾下，2011年经济发展中这些数字和现象再为浙江人带来荣光：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07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连续第27年居各省、自治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至2.37∶1，远低于全国平均数，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个数字可以破解浙江城乡“均富”现象之谜：浙江企业99.8%是中小民营企业。这个数字的背景和另一层含义是：支撑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力量，是农民。
诸暨市大唐镇户籍人口才三万，却有一万多家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办企业，一户人家兄弟姐妹几个，只要有50平方米的房子，就会拿出20平方米搞袜机，创业致富。诸暨市副市长吴成表说，一般情况下，一家人一年至少能赚个五六万元。
“中小企业是万善之源。”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他分析国内外有关数据后发现，“凡是每一千人拥有企业数量比例高的地方，城乡差距、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就低。”
“没有9亿农民的中产化就没有中国的橄榄型社会。”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认为。在浙江各地，不乏这样“橄榄型”社会的雏形。
乐清是一个县级市，总人口118万，出去“闯市场”的就有四五十万，光在北京经商办企业的就有10万人。乐清市一位领导认为，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结构类似“橄榄型”，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人均年收入都在1万元至10万元范围内。
“民有是民享的基础。使千百万农民成为‘有产者’是‘破译’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密码。让更多的劳动者成为‘有产者’，使他们不仅获得劳动的收益，也能享受到财产的增值。”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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