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6月24日讯 嘉兴，又称禾城，因历史上曾“野稻自生”而得名。6000年前，这里孕育了马家浜稻作文化。
海南岛，气候温暖，四季如春，具有全国绝无仅有的光温资源优势，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水稻南繁基地。
从1971年起，每年的11月中下旬，一群来自嘉兴农业科学院的育种人与家人作别，像候鸟一样追赶春天的脚步，奔赴海南培育水稻良种，次年4月才回来， 40年来从未间断。南来北返之间，相继育成水稻良种14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4.2亿亩，增产稻谷80多亿公斤，并使嘉兴2009年以来全市晚稻平均单产连续3年突破550公斤，位列全省第一。
近日，记者赶赴海南陵水育种基地，体验他们的艰辛付出和无悔选择——
“只要育种需要，天涯海角也要去”
海南，满眼苍翠，生机盎然。
记者驱车穿行在从海口到陵水的环岛高速上，一块块稻田不时掠过车窗，农民正在田间劳作。
“小黄，又来啦？你们浙江人来得最勤快了。”近日一早，打开位于陵水的嘉兴南繁基地大门，51岁的本地科辅工何淑琴一脸诧异，把嘉兴育种专家黄海祥迎进了门。
这已是黄海祥今年第三次来海南。
“我们是一群追逐太阳的人。”嘉兴市农科院名誉院长姚海根说，每年冬天，他都要去“天然温室”海南育种，一去就是三五个月，30多年来从未间断。
所谓南繁，就是到海南加种一季水稻，以加快新品种选育和良种繁育的进程。“一般选育一个水稻新品种需要七八年时间，有了南繁北育，就可缩短一半时间。”姚海根说，嘉兴市农科院目前有6个南繁项目组，共有29名南繁育种人。
“只要育种需要，天涯海角也要去。”姚海根今年刚刚卸任嘉兴市农科院院长职务，他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个春节是在海南度过的。而在姚海根担任院长的18年间，他以单位为家，回家过夜的日子很少。
姚海根的海南宿舍位于基地三楼。房间里，一个积满茶垢的大水壶、两顶破旧的草帽、一台电扇、一方书桌、一把藤椅和一张小木床，几乎就是全部家当。
指了指书桌前一盏挂着的节能灯，何淑琴说：“姚院长几乎每晚都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她拿起藤椅上破旧不堪的坐垫，棉絮早已暴露在外，“姚院长不舍得扔，一直在用。”
自2008年新建基地后，嘉兴农科人的住宿条件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房间仍显拥挤，每套房间的客厅都被改成了卧室。6套房间里最多时住了近30个人。
2008年，姚海根正在海南育种，母亲突然去世。当他接到电话赶回家时，只能送母亲最后一程。提及这些，姚海根声音哽咽：“自古忠孝难两全，我愧对父母。”
今年33岁的湖北人蔡金洋已连续3年去海南育种，为照顾幼子，妻子辞去了工作。一次，蔡金洋妻子生病，远在海南的他放不下手头工作，只好让妻子回娘家，由娘家人照顾动了手术。
“每天都忙得连轴转，家里的事根本顾不上。”来嘉兴6年多，蔡金洋没陪妻子出游过一次，就连周边的乌镇、西塘等景点也不曾去过。为图省事，蔡金洋在市区买了一小套二手房，直接拎包入住，“我耗不起那装修的精力。”
在嘉兴市农科院，许多人甚至将自己的生命浸透在一颗颗稻种之中。
姚海根年近古稀，选种时依然每天下田七八个小时，晚上回家，两脚浮肿，只能靠人帮忙才能脱下雨鞋。
杨尧城研究员身患慢性肾病，曾被医生“判决”再也不能去海南干重活，可他带上满满一箱中药，照常出现在海南的试验田里。
“怕苦就不要干这行，育种也是育人”
在嘉兴市农科院采访，育种专家们总爱自称“农民”。
第一眼看去，这些肤色黝黑、皮肤粗糙的专家，因经常要光着脚、卷起裤管，顶着烈日在田间劳作，外表与普通农民无异。
杨尧城就是其中一位。虽然年近七旬，早已功成名就，可杨尧城依然坚持每年去海南育种，“年纪大了，更要与时间赛跑。”
最考验人的是，要在四五十摄氏度高温下为水稻授粉。“水稻开花一般是中午时分，这是最佳授粉时机。”杨尧城说，他们必须抓住这短暂的一个多小时，有时一连要完成100多个组合的授粉。
“怕苦就不要干这行，育种也是育人。”杨尧城说，如今他招收徒弟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怕不怕吃苦？
无论在南繁基地还是在嘉兴农科院试验田，40年来，这些育种人几乎每天天一亮就下田耕耘，有时要一直忙到月上柳梢头，像工蜂一样辛勤劳作。海南陵水县城7公里之外，便是嘉兴南繁基地的九田冻育种基地。“四五年前，这一路还都是泥沙路。”黄海祥边走边说，那时在十多厘米厚的泥沙路上骑车，一不小心车轮就陷进泥沙，连车带人一起摔倒。
说话间，我们来到离育种基地200多米远的一个路口，下车步行。时近中午，松软的泥沙路在脚底下滋滋作响，阳光炙热，我们的衣衫不一会儿就已被汗水打湿。
穿过一片椰树林，方方正正的28亩试验田映入眼帘。但见田中水稻大多已收割，还有一些稻穗上套着实验袋。“一般五月初，我们就将收割下的种子运回嘉兴。”黄海祥说，别小看这28亩田，这里每年提供上万份材料。
艰苦的环境，尽显育种人创业的韧劲。嘉兴市农科院原副院长周建曾负责嘉兴海南育种基地的建设，从上世纪80年代建起5间简易工作用房到如今投资近300万元建造的3层楼，从选址、办证、土建到监工，周建就是靠着一辆摩托车“跑”出来。
“去海南几十次，最难忘的是摔了三跤。”周建说，2006年，56岁的他为新基地选址，一连跑了4个乡镇的十多个村，途中不慎摔倒，幸亏路人发现后及时送往医院；2008年，一场大雨冲毁了田坝，在抢修水利设施时，他一骨碌从坡地上摔了下去；2009年，他开着摩托车去办土地证时，遭遇车祸，昏迷了三天三夜。
周建说，比起育种专家们的艰辛，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更高更优更好，就是我们的追求”
姚海根，30多年来已培育85个水稻新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2.8亿亩，被誉为“江南水稻育种大王”；
杨尧城，1994年主持选育的食用优质早籼稻嘉育948，至今每年推广种植面积在100万亩以上；
黄海祥，连续16年赴海南育种，育成我省第一个长粒粳稻品种嘉禾212，被列入国家计委优质水稻示范推广项目；
……
采访中，育种人的成绩单总比他们的言辞“漂亮”许多。正是凭借这些育种人一点一滴的努力，嘉兴市农科院40年来相继育成了水稻良种14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4.2亿亩，增产稻谷80多亿公斤。
育种，光凭吃苦还不够，更需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由高级农艺师李金军主持选育的嘉优5号亩产量及抗性在国家晚粳稻新品种区域试验中，最近连续两年名列第一，今年省农业厅布置的10个粳稻高产示范方中，有7个用的是李金军选育的品种。
“育种需要厚积薄发。”年近六旬的李金军从17岁开始就业余搞水稻育种，与稻种打了40多年交道，也只是最近10年才集中出了成果。“如果没有长期坚持，就可能育不成一个新品种。”为了育种，李金军曾婉拒了国外大学学习的邀请，也放弃了去行政部门工作的机会。
无独有偶。黄海祥1989年从嘉兴农校毕业时，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选择了育种事业。当年有同学笑称，“少了一个教授，多了一个农民”。如今，黄海祥主持选育的优质长粒粳新品种嘉禾218去年推广种植面积20万亩以上，稻谷加工成米，一公斤最低卖8元。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向城市转移。一向种两季水稻的嘉兴农民，因忙于务工，纷纷改种单季晚稻，粮食总产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姚海根感到肩上压力陡增，确立了新的科研目标：提高水稻产量与劳作效率。此后，通过遗传育种手段实现大穗与矮秆组装，他培育成源库优化型晚粳稻新品种“秀水110”，产量增加7%左右，获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令专家们兴奋的是，这一品种高产、优质兼顾，适合轻型栽培和机割、节省劳力，符合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趋势，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力从农田里解放出来。目前，这类品种已在我省近一半面积的耕地及上海等地种植。
“更优更高更好，就是我们的追求。”姚海根说。一代代嘉兴育种人，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刻苦钻研，勇于创新，让嘉兴的水稻育种一次次走在全省前列。2001年，富昊伟主持培育了杂交中籼稻品种嘉优99，参加浙江省区域试验时，虽然高产、优质、多抗，但由于纯度不过关，没能通过审定。
通不过审定，就意味着无法大面积推广。正当富昊伟一筹莫展时，浙江大学农学系的舒庆尧教授打来电话，商讨是否可以通过辐射诱变改良育性。采用这种方法，既可保持原有品种特性，又可在苗期喷施除草剂将杂株剔除。
次日，富昊伟就背上一袋种子去了浙大。一个星期后，他带着处理过的种子到海南种了半亩田。接下来的100多个日日夜夜，富昊伟一心扑在这半亩田上，当年收获了50多公斤种子。
第二年，富昊伟用这50多公斤种子种了10亩田。“关键是能否筛选到一株对除草剂敏感的突变体。”富昊伟说，看似大海捞针，他心里却充满了期待。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试验，富昊伟终于发现了一株突变体，解决了难题。如今，他将嘉优99转让给福建一家种业公司独家开发，并通过福建、江西的审定，去年推广种植面积近10万亩。
“老姚，我来拿种子啦！”平湖新埭米业公司总经理王炎林老远就冲姚海根打起了招呼。十多年来，王炎林总会准时来找姚海根要种子。有了好种子，王炎林这几年打响了“金平湖”牌无公害大米，去年销售1000多吨，售价比普通大米高出五成。
采访中，我们不时被来领种子的人所打断。不管是种业公司老总还是普通农民，姚海根都热情地无偿提供试种种子，“只有多收集试种的反馈信息，多摸摸市场行情，才能让科研有的放矢。”
这不是一句空话。20多年来，每逢国庆节，姚海根都会到嘉兴各个县市的稻区走上一圈。“到田间地头听听农民对种子的评价，我心里才有底。”姚海根说，育种就是为农民服务，农科人的论文就写在大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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