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农村妇女张某经人介绍，在郑州苏先生家做保姆，干了40多天活没领到工资，感觉自己受委屈了，“一生气”，将苏先生放在鞋柜子上的一款不起眼的翻盖手机藏了起来，准备回头自己用。没想到这手机竟是价值6万多元的天价手机。近日，郑州管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张芸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2万元。此案引发社会热议。
一个大字不识的保姆，一不小心起了贼心，偷了个手机，马上成了一个“大盗”，受刑十年，是罪有应得还是比窦娥还冤？我想两者都不是。窦娥是清白的，而不管雇主是否拖欠工资在先，张某偷人财物，理当受罚；罪有应得是指量刑适当而言的，而偷个手机被判十年，离公众的认知水平实在太远，又正是引起舆论哗然的主要原因。
案发后，张某惊呼：“我咋知道这东西恁贵啊！”如果这句话只反映她一人的孤陋寡闻，那么她要受十年牢狱之灾，绝不会有那么多人为她气愤不平。一般人总觉得买个苹果4S已经够炫够奢侈，甚至有个19岁小伙子卖肾只为购买苹果4S，又有几个人知道还有比它贵十几倍的手机呢？而这不正说明在贫富悬殊的时代，对“物”的认知已呈现出割裂的状态。
从网上的图片来看，这款诺基亚的天价手机还真是“低调”得很，外表跟山寨手机也没啥两样嘛。保姆张某想必是没有偷6万多元天价手机的“贼胆”的。没这样的“主观故意”，在法律上能不能作为减轻处罚的依据？至少在司法实践中是有先例可循的。2003年，几个农民在北京一葡萄园偷摘葡萄，没想到竟是林果所投巨资培育的新品种，涉案的23.5公斤葡萄价值为11220元，后鉴定机构按照“市场法”，对葡萄价格的鉴定结论为376元，3名民工未被起诉。
天价葡萄案的价值在于，在法律的四种形塑力量——逻辑、历史、传统、社会中，它没有被过强的“逻辑的”形塑力量所左右，让“立法初衷”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激烈转型而与时俱进。在转型期社会的司法实践中，不同社会群体的法律诉求，要统一在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原则的公共选择中，就不能无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认知共识。
另一方面，先富阶层的奢侈品消费，在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同时，也理当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就拿豪车来说，平民撞豪车，“一撞回到解放前”，甚至倾家荡产。如果放任这样的赔偿方式，那么势必造成事实上的路权不平等，路上见豪车即躲，任豪车纵横了。一个理性的社会必须有一定的抑制措施，让奢侈品拥有者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
就本案而言，心中最大的疑惑是，要是保姆偷手机最后真被判入狱十年，还得被罚2万元，雇主苏先生可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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