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很分裂：一切为了学校，还是一切为了孩子
中国的现实是，每个校长的抽屉里都有一本卢梭的《爱弥儿》，但他的桌上却显眼地放着一根带刺的皮鞭。
“目前推动教育改革，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校长。”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展画说。
2009年，浙江省启动了“教科研孵化基地学校”项目，教育厅对加入该项目的学校赋予一定的自由度，例如国家规定一周七节语文课，有的学校就缩减到五节，学校还被特别允许不参加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但是目前自愿加入的高中只有1所。
“动员高中的校长很难。”实在说服不了校长，方展画在一次动员会上甚至想到了一个绝招——请校长们重温入党誓词。
“当年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吗？”方展画说。
但是这样的动员目前还不能真正改变教育界的现实。
一位留学回国创业的母亲曾失望地告诉记者，孩子入读近年来高考成绩骄人的宁波某中学，班主任在第一次家长会时就直白地说，对不起，从现在起，学校只抓孩子的学习成绩，至于身心健康、思想品格，都归家长负责。
“高一，高二，孩子还是阳光的，到了高三，明显的感觉到精神是不快乐的，”叶翠微坦言。“如果这种吃苦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也就罢了，问题是初三和高三的复习是对学习行为的一种扭曲，因为是通过不断的做，不断的记，不断的刺激，然后形成所谓的正确率的再现，跟现代学习刚好相违背。现代学习是基于问题解决方法的，而我们在低水平重复的只是一些工具性的内容。”
畸形的压力甚至传递到小学。浙江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监测所副所长顾昉在接受〈都市快报〉的采访时说，自己女儿所在的小学把一天两次的眼保健操改成了一天一次，他和几位学生的家长一起去找学校反映。学校却说“把做眼保健操的时间拿来继续上课，一个学期也能利用不少时间了。”
问题在于，大部分校长都明白，这一切都是错误的。
“历史会给予我们这一代的教育、校长和教师以什么评价？”浙江名校、宁波效实中学校长周千红反问。
周千红说，自己常扪心自问，“我们是解放了一代人的创造力，还是窒息了一代人的求知欲？是让孩子们享受了幸福快乐的学习，还是承受了无休无止的负担？校长和教师真的很勤奋敬业，但这种勤奋和敬业是淹没在无休无止的辛苦和疲累中拼着体力，还是在无私奉献中享受教育的幸福？”
一位“70后”杭州初中副校长对记者说，“哪个校长不知道，教育是人的自我完善，不是分数可以衡量的？哪个校长不会背上《爱弥儿》里面的几段？哪个校长不知道应该尊重孩子的个性、特长，但事实上孩子的身心平衡发展是短期内无法显现的，只有考试成绩最显性，最后还是让分数来衡量一切。”
杭州育才中学是城中近年来升学率始终保持高位的民办初中，校长郜晏中真正期待的却是对学校的评价能从绝对的升学率转移到孩子进步的增量上来。“只有到了那一天，孩子才能真正获得成长空间。”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他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是中学与高考脱钩，孩子高中毕业后回到所在社区，由考试院组织考试。“成绩没法统计或统计不全，那时学校就不用靠压缩艺术课、体育课来比拼了。考试时也不用警车开道——这在全世界都是笑话。”
“在现在的环境下做校长是一种分裂的感觉。清醒的人很痛苦，我们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比如补课就是错的，但高三一天不补，可能吗？家长也不干！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错得不要太离谱。”一位校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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