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7月06日讯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掀起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勇抵抗。7月7日遂成“抗战纪念日”。
昨天，记者在海宁方林峰文史资料工作室看到了3张泛黄的军事地图和出版于1938年的抗战读物《铁蹄下的杭嘉湖》，它们成为日军当年在杭嘉湖一带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其中，3张地图清楚地标明了民国时期海宁及周边的地形地貌和交通状况，但究竟为谁所绘，目前说法不一。
3张泛黄的地图
昨天上午，记者在海宁方林峰文史资料工作室看到，这3张老地图分别为民国时期的《海宁县城图》、《硖石镇地图》和《袁化镇地图》(编者注:袁化镇即今袁花镇)。3张地图大小相当，其长约50厘米，宽约40厘米。
这些地图不仅展示了当地的地形地貌、交通状况，甚至连陶袁里、白石桥、斗烟亭这样的居民区、小桥、亭子的具体方位也标得清清楚楚。
这些地图都是按五万分之一的比例尺绘制的。它们的边缘还附了不少中文说明和日文说明。
仅就中文而言，《海宁县城图》的左上角，以繁体标有“中华民国四年测图二十一年十月修正二十五年五月复制昭和十五年五月复制”；《硖石镇地图》的左上角标有“中华民国五年十月调查六年五月绘制十五年九月复制”；《袁化镇地图》的左上角则标有“中华民国四年测图二十一年十二月复制并加入汽车路昭和十五年十二月复制”。
这3张地图的左下角又自内向外分别标有“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支那派遣军参谋部”、“浙江省陆地测量局支那派遣军参谋队”等字样。《海宁县城图》和《袁化镇地图》的右上角，还有醒目的“秘”字。
滔天罪行的铁证
据工作室负责人方林峰介绍，这些地图是他从桐乡的一个朋友手里得来的，“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收到了一些海宁的地图，放在我这里更有意义，我跑过去一看，发现这是日本鬼子侵略海宁时的作战图，于是就带回来进行收藏，嘉兴文史界的朋友看过这些地图，都认为这是日军犯下滔天罪行的一种铁证。”
“这3张地图中的2张，测绘于民国四年(1915年)，另一张调查于民国五年(1916年)，此后又分别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民国十五年(1926年)和民国二十一年(1931年)被复制。日军对这些地方的全面进攻，恰恰是在地图复制之后不久，地图证明他们为侵略做了充分的准备，而这一切又在《铁蹄下的杭嘉湖》里得到印证。”方林峰说着，拿出了发黄的老书《铁蹄下的杭嘉湖》。
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首版、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再版的这本书里，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海宁是前岁(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陷入敌手的……去年(二十七年)一月，敌自前线换防，撤退部队，经过杭平公路，于是沿线乡村城郭，遍遭蹂躏；去年(二十七年)三月下旬，敌军自海盐、海宁、硖石会师于袁化镇，进攻我便衣队根据地，被我伏兵截击，恶战三昼夜，敌溃退，袁化全镇房屋被烧过半，沿途焚烧屠杀，芦湾、新仓、旧仓、丁桥、祝桥等村镇民房，几全城瓦砾之场……”
谁是测绘、复制者
地图上的“昭和十五年复制”、“支那派遣军参谋队”、“秘”以及一些尚不知晓的日文，已充分说明这是日军用来侵略海宁的军事地图。这些地图的最初测绘者是谁？记者却听到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地图无疑是日本人测绘日本人复制的。“地图测绘于七七事变前，正说明早在全面侵略之前，日军已有了觊觎我中华大地的虎狼之心。地图绘制得如此精心，足见其蓄谋已久。”方林峰认为，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鲜见，“很多看似来中国做生意的日本商人、旅行者其实都是间谍，最有名的像写了《北中国游记》的曾根俊虎。”
但海宁史志学会有人认为，这些地图的最初测绘者应该是中国人，被日本人盗用后，才加上了日军的印记并成为日军侵华的作战工具，“这些地图的真正测绘者无疑是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及浙江省陆地测量局，这两个部门其实都是国民党军事地图的测量及编制机构，早在民国初年就已成立，所以在测绘地图时，最早用了中华民国的纪年方式，后被日本人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后，在原图的基础上进行复制并加上了自己的痕迹，才成了日军侵华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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