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本期主持：张永贵
我国是各种自然灾害多发地区。每年这个时候是台风多发季节，我们前脚送走“苏拉”、“达维”，后脚又迎来“海葵”、“鸿雁”，防洪防涝防台防汛形势严峻。
未来不可预知，充满无数可能。每一个极端灾害事件，都会带来极端影响。我们无法提前评估各种灾害的影响如何，以及可能引起的突发事件是什么。所能做的，只能是一切从零出发，用我们的勇气、智慧和力量把各种损失降至最低。而这，需要政府、民间和个体三者桴鼓相应、同频共振。
本期讨论的重点，就是面对各种公共突发事件时，如何健全应急预案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以期对大家有所裨益。
灾害应急处置，如何做得更好？
政府：时刻准备“狼来了”
王玉宝：北京“7·21”暴雨造成城市一片汪洋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种暴雨之后的城市内涝，已不是首次，而几乎是年年有之。这不能不令人反思：城市何以如此脆弱，为什么一场雨能夺去那么多宝贵生命？我们的城市规划出现什么问题，我们的灾难应急出了什么问题？
江于夫：2003年“非典”之后，政府对应急机制建设应该是比较重视的。但不少时候，还难免做得差强人意。特别是北京“7·21”暴雨事件，第一个问题就是预警。橙色预警发布时，暴雨已持续数小时，人们普遍困惑预警咋就这么晚。我们一定得明白一个道理：应急机制建设不能只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挂在墙上”，而是真正落到实处，这是政府的责任。
朱玲：说到这儿，想起我们的香港，不少做法还真值得借鉴。香港不仅有预警，而且在预警前面还会有个提前两小时的预告。这样就不会导致预警一出，人们已经没时间应对了。台风“韦森特”过境深圳和香港，深圳倒伏树木28859株，而香港只有1387株。为什么呢？据分析，道路频繁施工导致树木根部松动、大规模移种以及树种选择不当是重要原因。这里面就反映出城市规划预见性的欠缺。
吴晔：除了预警，还有规划。现在的情况是不少地方有“短视”之虞，特别是交通和城市排水系统，不少遭人诟病。城市内涝几乎年年有，一些城市声称下水道“能防三年一遇”水灾，实际效果大打折扣，薄弱之处甚至“一年一遇”都扛不牢。这些教训都警示我们，规划需要为城市的成长打下预留空间，等“脚”长大了再换“鞋”，成本太高，难度太大。当然，政府各部门之间需要默契配合，有效调动、开放所有公共资源，作为安全的庇护所，这一点也很重要。
张永贵：未知远大于已知。自然灾害这只“狼”不是童话“狼来了”中的“狼”。在当今，这只“狼”越来越猖獗，越来越无常。有时，它只是前进一步，有时还会后退半步，但一旦来了，就会原形毕露。我们不能读多了“狼来了”的故事，以为今天不来，明天不来，就松懈了。各种极端灾害事件就是那只“狼”，政府部门最好是时刻准备“狼来了”。
避免水患如虎，避免狼来伤人，根本上需要政府把群众安危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只有尊崇生命，才不敢对下水道这样的“城市良心”掉以轻心，才不会只把目光盯着各种高楼大厦以显政绩，真心筑牢、夯实灾难应急防线。
民间：期盼长成“大社会”
江于夫：各种应急处置，不仅是政府的事，民间力量也大有作为。各种社会组织有其独特优势：有亲和力，容易让人接近；有专业性，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有灵活性，哪儿有事就会出现在哪儿。捋一捋这几年的重大灾害紧急救助，有一个新趋向，那就是从政府主导开始转向政府与社会合作，社会救助的力量慢慢得到施展。
朱玲：是这么一回事。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各类NGO组织就曾纷纷以自己的力量参与了抗震救灾。特别是那个陈光标，率领中国首支自发抗震救灾队伍，由六十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抢险突击队抵达绵阳、北川一带，展开了大规模救灾行动。还有各种基金会也积极参与了一线的救援，效果也非常好。
吴晔：横向比比，相对于外国来看，咱们的社会组织还感觉有点“小巫见大巫”。像在美国，出现灾难后，往往不是政府而是各种NGO反应最迅速，因为他们有信息上的优势、效率上的优势，对当地情况掌握可能更透彻，并且无需政府机构的文件层层审批，与百姓沟通更有先天的亲和力。很多NGO还颇具专业性，有很多专业技术的人才，也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
王玉宝：在社会力量里，企业角色不可或缺。这一次“海葵”来临，很多工地不转移农民工那损失就大了，简易房一刮就倒。还有，假如企业不放假，以减少人员外出，那损失也会很大。这一次杭州、宁波、上海等市都主动发通知给企事业单位放假，这种人性化举措值得肯定。
张永贵：不管怎么说，社会组织的力量是不可以小看的。今后的灾害救助工作中，怎样培育好各类社会组织，怎样做好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合作，是大家伙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颇有分量的内容吧。
个体：人人都是“决策者”
吴晔：自然灾害频繁来袭，公共安全隐患重重。身处灾害中的人们，面临着自救和互救的严峻考验。北京暴雨中，不少市民就曾束手无策，有的在灾难中恐惧逃生，有的无助地泡在大水中。别说互救，就连自救都成问题。
王玉宝：香港有这么一句话：面对灾害，人人都是决策中心。香港特区政府从中小学开始，就着手培养全民的危机意识，开展教导市民如何应对灾难的培训和实地演习等活动。对于一般紧急事故的处理措施，必须做到人人知道。
朱玲：日本也是将防灾教育内容列入国民中小学生教育课程，通过理论授课、观看影片、参观消防学校、参加应急训练等方式宣传应急知识，增强应急意识，培养应急能力。同时，每个学期都要进行防灾演习。人们通过体验，感受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灾害，增强防灾意识；通过实践，掌握基本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江于夫：一般说来，地震发生后最佳救援时间是黄金72小时；汽车落水后2分钟内就会完全沉没。如何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进行自救？幸存还是遇难，关键取决于你有没有利用求生知识作出正确的选择。北京暴雨中那个溺亡车主丁志健，我们真替他惋惜。类似的个案反复呼吁，公众亟需掌握日常生存最基本的自救方法。
王玉宝：还有一种的力量，就是公众互助。根据新浪微博统计，关于北京暴雨的微博讨论量超过880万条，全国范围内的很多网友参与了爱心互助，扩散求助信息。还有我们都知道的，由于马路积水，大量路人被困北京街头，很多网友自发用私家车接送路人回家，甚至还有一批企业、个人微博宣布开放自己的房间，为不少网友提供了临时安顿。
张永贵：灾害面前，自救得当，互救成功，应急救援就会事半功倍；反之，要么增加救援难度，要么空谈应急救援。每个人都是传播者，每个人都是救助者，以点带面，这种影响力是巨大的。其实，像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为社会救助增添了横向的渠道。人们之间的这种自发互助，也是公民精神的体现。
(本期“圆桌论坛”参与人员为本报理论评论部张永贵、江于夫、王玉宝、朱玲，实习生吴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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