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定海道隆山弄的阮老伯,现在身体不错、爱好广泛。每天清晨他和老伴方阿婆一起到公园散步、打太极拳,下午在家里看电视、用I-PAD写文章,还喜欢到各地去旅游。
阮老伯今年74岁,聊天时常带着笑容,你可能想不到,他曾是一名尿毒症患者,还多次被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书。
8年透析的日子里
事情还得从1993年下半年的一天说起。当时阮老伯刚从温州私营企业考察回舟山,在办公室写了整整两天的材料。当他准备换上皮鞋回家,却发现脚肿得已不能伸进鞋子里了。经医院检查是肾功能不好。之后,阮老伯边治病,边工作。
1997年,也是他退休的前一年,肾病严重到几乎不排小便。当年,老伴陪他到上海看病,医生无奈地告诉阮老伯“得了尿毒症”。“当时,医疗技术不发达,患尿毒症相当于被判了死刑!”阮老伯告诉记者。
此时,阮老伯的肾脏功能已严重衰竭,如果要维持生命,需要做腹膜透析。在上海龙华医院,阮老伯做了腹壁插管手术,通过导管将两公斤腹透液体输入人体腹膜,与体内液体交换,再把体内毒素排出体外。
阮老伯的亲人把大箱的腹膜透析液搬到他定海的家里。依靠每天的腹膜透析,阮老伯延续了一年的生命。
之后,病情继续加重,靠腹透已难以维持。
1998年,方阿婆陪他到浙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看病,医生认为要改做血液透析,每周进行2~3次血透,通过机器将体内毒素排出。每一次,他都要躺在病床上5个小时。长年患病加上血透,阮老伯的体质非常衰弱,血压升高、骨质严重疏松,已经不能行走。为方便丈夫看病,方阿婆买来了轮椅,推着他一次次去医院血透室治疗。就这样,又度过了6个春秋。
手术前,他向家人报以一个微笑
2004年,经过8年腹透、血透治疗,昔日健壮的阮老伯已变得弱不禁风。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山穷水尽之际,阮老伯迎来了生命的曙光。“单位准备送我到宁波一家医院,做同类异体肾脏移植手术,我就同意了。”阮老伯说。
在住院前,阮老伯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趴在家里的床上、吃力地写了1.2万余字的个人回忆录——《塞上支边轶事》。“人就一辈子,总要给自己、给子孙或后人留点什么。”阮老伯解释说,他们那代人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后人的精神财富。之后,他才住进医院等待肾移植手术。
2004年10月28日下午1时,阮老伯躺在手术车上,他平静地对老伴和三个女儿、女婿们说:“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地出来的。”面对生死关头,阮老伯向他们报以一个微笑。以66周岁高龄动肾移植大手术,风险可想而知。阮老伯反倒安慰起医生:“你们放心开展手术吧,不要有什么顾虑。”
手术室外,方阿婆低声祈祷。
1个小时后,医生出来了,他摇摇头,说句“情况不太好”。方阿婆所不知道的是,当时阮老伯移植的肾脏还没接通因而无法排尿,已经处于休克状态,医生们正在极力抢救。亲人们在焦急中等待着,又过了大半个小时,医生第二次出来说:“现在还行。”在医生第三次出来后,表情轻松地说:“可以了。 ”“听到这句话,我总算舒了一口气。 ”方阿婆回忆说。术后的第15天,阮老伯各项指标正常出院了。
术后生活多了很多乐趣
回家后,阮老伯按时服药,休养身体。为避免受到外部感染,阮老伯尽量减少到公共场所去活动,原先好客的方阿婆也闭门谢客。一个月、三个月、半年……在方阿婆的精心照料下,阮阿伯指标正常,度过了危险期。
在宁波工作的女婿,先后为他买了电脑和IPAD。“看国内外新闻,和老朋友互发邮件,写各类文章,有IPAD后生活多了很多乐趣。”阮老伯说,女儿也买了台照相机,自己外出旅游时还拍了许多风景照。欢声笑语又重新回到家中。
今年6月份,阮老伯和方阿婆重游宁夏,看望当年他在宁夏支边的老朋友,了却多年的心愿。
从16年前被诊断患尿毒症,到8年前肾移植手术成功,阮老伯从没有失去过对生命的渴望。“现在,我和老伴都挺健康,生活也很充实。”阮老伯高兴地说,这得益于夫妻俩相濡以沫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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