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一场“元代杭州研究论坛”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失落在历史烟云中的繁华富丽天堂”。
元时杭州，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市之一。
最近我在市政协领导的杭州文史研究会牵头召开的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古碑释读评审会上了解一个新情况：由世界顶尖专家初步转译释读出的铭文显示，早在700年前，杭州已是一座具有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
可是，为什么这批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墓碑会出现在杭州？它们的主人是些什么人？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带着一连串疑问，我在会上分别请教了历史学家刘迎胜、包伟民和吴志坚。
古碑最早存于柳浪闻莺
沉睡了七百年的古碑，并非一开始就珍藏在凤凰寺。
杭州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浙江图书馆教育中心主任吴志坚说，它们最先是在聚景园的墓地里，也就是今天的柳浪闻莺公园处，算是旧时杭州穆斯林墓地。
后来收藏在重建于元代的伊斯兰教清真寺——杭州凤凰寺中。
早在上世纪，这批碑铭，就一直被国际学界所关注，不过一直未能成功释读。
难题在于，碑铭上所使用的是特殊的碑铭体，并非掌握一般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语言知识就可以胜任，而需要艰深的专业技能。
而现今国际学界有能力释读这种古阿拉伯文和古波斯文碑铭体文字的学者，屈指可数。
直到2008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伊朗学系莫尔顿讲师(A.H.Morton)和兰天德博士(Gorge.Lane)与杭州文史研究会合作，着手释读这些碑铭。
古碑的主人是谁？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迎胜说，根据铭文显示，在这些墓主中，有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其职业，有商人、行省高官、军事官员，以及纯粹的宗教人士；从宗教派别看，有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
他们多从陆路而来，有一位甚至就来自汗八里，即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然，也有个别人士是通过海路而来。
墓碑雕刻精美，也充分显示了其社会地位普遍较高。
受到汉文化影响
刘迎胜说，古碑形制为穆斯林式，使用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许多刻纹却是明显的汉式。
这个特征是富有意味的，它反映当时的穆斯林在顽强保持自己宗教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开始受汉文化影响。
学者陈垣先生就曾揭示了“西域人”如何“华化”。
比如，他们拜汉人为师，参加科举，他们使用汉语吟诗作赋，与汉人士大夫亲密无间。另一方面，他们又身处穆斯林社会，使用阿拉伯语作为宗教语言，使用父辈，或祖父辈的语言，用波斯语作诗，在西子湖边低吟浅唱。
“此一浊世，沉浮多少君王与天子的头颅；此世的尘埃，与散发着樟脑与龙涎香气味的秀发与红颜相混。”
第14号碑上，这句诗歌的风格意境，竟与我国唐代李长吉的某些诗篇相像。
凤凰寺是聚居区内最古老的清真寺
杭州文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说，元代杭州穆斯林与之前来华的穆斯林相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征。
唐、宋时的穆斯林聚居于“蕃坊”，多为阿拉伯或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来。
而到了元代，其族源的多元性、社会地位、聚居区繁华程度，都远远高于以往。
比如，他们大多从陆路而来，政治地位较高，经济上也比较富裕，且人口繁庶，大商富贾众多。
聚居区面积广大，拥有数座清真寺。最古老的一座，就是今天的凤凰寺。
而且，还有许多那时的杭州穆斯林聚居区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比如，“荐桥”也就是今天清泰街一带，还有“回回新桥”、“珠宝巷”等。
最重要的是，元代杭州的穆斯林聚居区并不是封闭的，它巨大、繁荣，构成了杭州市井生活的重要部分。
这也反映了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汉人的包容心态。
古代杭州具有高度国际化
目前中国元代穆斯林墓碑分别集中在泉州、扬州和杭州三个沿海城市。泉州墓碑在数量上最多。
从碑文的内容来看，杭州凤凰寺的这批碑铭有着极高的思想性和文学性。
“这一批墓碑是中国文化、宗教发展史中留下的重要物证，更是古代杭州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最好证明。它证明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杭州是非常国际化的，其国际化程度与现代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包伟民说。
那是一种既保持某种共同的认同，又宽容而多元的“全球化”。
未来要正式出版碑铭中英文双语本
2011年，莫尔顿不幸因病逝世，但他已完成了将碑铭释成英文的大部分工作。
此后，杭州文史研究会延请伊朗德黑兰大学碑铭学专家乌苏吉教授以及国内一流学者通力协作，对照莫尔顿英文原稿，并参校碑铭原文，初步完成碑铭的中译。
这项研究集世界顶尖专家通力合作而成，体现了这个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目前，这项工作已完成释读的初稿，这次评审会后，译者将进一步完善译作，争取尽早完稿，目前预计最终的译稿，将是一部包含碑铭图版、波斯语与阿拉伯语原文译文、英文译文以及中文译文合编的学术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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