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西湖·廉政论坛昨天在杭州开幕，以“廉政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论坛邀请了来自北京、天津、济南、深圳等多个城市的纪委、监察部门人士进行交流发言。
杭州将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2008年，杭州市就率先提出打造廉洁杭州的目标。
杭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罗悦明介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杭州将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清理和减少审批事项，创新审批方式，优化审批流程，完善联合审批、并联审批、网上审批机制，实现审批提速；杭州对政府投资20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要建立纪委、发改委、财政、审计等部门联合组成的综合监督组，实行全程跟踪监督；抓好资质资格审批、项目决策、招标投标、土地出让、规划管理、建设实施、资金管理等重点环节治理，着力整治规避招标、虚假招标、违法转包分包、违规变更设计等突出问题，防范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擅自调整容积率、违法用地批地、截留挪用征地补偿安置费等问题。
此外，罗悦明指出，杭州还要求每个主要领导干部每年都要接受一定的廉政教育培训；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管理、考核评价和激励保障机制；推进预算决算公开，全面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公务卡制度(一些部门在试点推广)，推进行政经费使用管理改革。
完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国有产权交易等制度，加快全市统一的电子化交易平台建设。
“廉洁城市”应纳入政府业绩评价体系
政府应在打造廉洁城市中扮演什么角色？天津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所所长、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春华认为，要打造廉洁城市，需要改革公务员的政绩考核和责任体系，以往地区发展的GDP被作为考核公务员政绩的主要指标，而在全面建设廉洁城市的今天，抵制和反对腐败、廉洁施政等指标也应成为对公务员问责纠错、考核政绩的重要内容。
“廉洁城市，最重要的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政府应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公民缺少知情权，参与廉政城市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官员违法渎职、营私舞弊、‘暗箱’操作等现象就无法避免，政府及其公务员便无法受到有效的监督。”吴春华认为，要抓紧建立重大事项的社会公示制度，建立政府决策项目的预告制度，建立处级以上职务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
新加坡香港经验：贪污1块钱也要惩处
有六名纪监部门工作人员、专家、学者提到了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贪经验。
深圳市监察局的吴小东详细介绍了新加坡和香港的模式：
新加坡和香港，都成立了独立的反贪机构，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直接向总理负责，香港廉政公署直接向特区行政长官负责。
对于贪腐，都实行“零容忍”的态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贪污无底线治罪。在香港，贪污行为的认定是没有数额限制的，收受1元、10元或100元，只要廉政公署有证据，不管公务员的等级，都要进行调查，只要触犯了法律，就要被处理。
新加坡也同样，一名监狱警员，只因帮犯人买了条烟收了15元“好处费”，被查出后判刑三个月。
新加坡的《公务员指导手册》有几百条规定，非常严格。比如公众打电话询问，五响之后无人接听，即可投诉。
新加坡还有跟踪公务员制度，贪污调查局会通过跟踪，暗地调查公务员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赌、出入酒吧的行为。假如公务员贪污受贿，不仅会被判刑坐牢，还会被开除公职，取消养老金。
“国内的反腐机构部门较多，效率不高，权力也少，应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成立廉洁城市建设领导小组这一专门的机构，并由市委书记任组长。”吴小东说。
办事不用塞红包、托关系
廉洁城市应先做到公共服务廉洁
叫救护车，家属要送“茶钱”；病人要开水和便盆，必须犒劳医院护工；消防队灭火还要“开喉费”；香港，曾经是这样一个腐败的重灾区。而在内地，许多公共服务，例如看病、入学等，也需要托关系、找黄牛、送红包，才能获得“优先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举出香港的案例，他说，从公共服务领域入手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一旦公共服务提供过程变得透明、干净了，公众再也无需为了获取公共服务而托人送情、送钱送礼时，工作、生活中都不必因此烦恼，他们会感觉到社会变得美好了，也廉洁了。”杜治洲说，当前公共服务领域的反腐倡廉制度不少，但由于缺乏执行力，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目前，最可行的办法是运用信息网络等技术手段让一切透明化，排除“人情”和“关系”的干扰，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
“例如，学校招生环节应更加普遍、规范地通过电子投档录取学生，医疗机构应该更多使用电子病历、电子处方、基本药物电子监管，政府要建立公共服务综合网络平台，与电子审批、电子城管等各电子监察系统无缝对接。”杜治洲说，此外，还要将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的成效，与干部的考核、晋升挂钩，对公共服务领域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不到位的单位和部门，追求其责任，在一定期限内不得提拔。
每日商报 记者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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