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女子监狱犯人小陈
浙江省女子监狱犯人老黄
从进来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在为回家作准备
比如学会给家人做一桌好饭菜
出去的日子渐渐逼近，他们的内心翻腾，他们有恐惧也有渴望，他们希望别人理解他们又害怕别人歧视——无论他们以后的人生会怎么样，我相信，在走出铁门的一刹那，他们是努力向好的。
女犯：年龄大了
面临的问题远大于男性
“她们问我，出去50岁了，社会上找工作都不要这么大年纪的了，怎么办？”“还有的问，我出去后，遇到丈夫提出离婚或者有外遇怎么办？”
程葆萍，浙江省女子监狱十二监区教导员，这个工作了27年的老民警，到出监监区前，一直在普通监区工作。
在她看来，出监分区与普通监区基本没什么不一样，除了犯人们活动范围更自由了，还有犯人的心理——在里面待了很多年，真要出去了，犯人的心情焦虑、开心、担心不一而足。
浙江省女子监狱的女犯们，有的还不到20岁，有的步入中年、老年，对于年龄大的女犯来说，她们要面临的问题远大于男性。
因此，浙江省女子监狱在出监教育管理上，从犯人一跨进铁门就开始了。
女犯和男犯相比，表面上看容易被感化，事实上因为女性的特点，女犯们大多心思都闷在心里，特别是有的学历高的犯人，心思缜密又内向。
因此，除了开辟专门的监区进行出监教育外，女子监狱在出监教育上，更侧重心理辅导，“用心在做她们的思想工作，将心比心”，程葆萍说。
在出监教育时，民警们会给女犯们打好预防针，把她们出去后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设想到，然后进行针对性辅导。
因为自己也是女人，女人和女人说话总比较亲切，出监教育的民警大多是中年女性，对人生淡定，她们会从犯人的角度，给她们开出良药。
五十岁的黄娟，采访时，却让人觉得她心理年龄还很年轻，并没有人到中年的无奈，眼睛里反而充满昂扬的“斗志”。
“我50岁了，可我觉得我年纪还不大，好像还是刚进来的那个年龄段”，她说她出去后，想在老家开一个敬老院。
这种对生活的热情，在她刚进来时，简直是种奢望，11年前，黄娟39岁，刚进来时，“那时候，觉得没希望了”，“每天哭哭啼啼的，一点不适应”。
浙江省女子监狱从女犯们一进来，就从心理上让她们做好做足回家的准备，无论刑期多少，在这里，谈得最多是“回家”——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监狱管理者就在为犯人们做着出监的准备，让她们为将来做好各种应对。
渐渐地，黄娟想回家，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减刑。
在出监教育中，省女子监狱更多侧重女犯的多方面才能培养，事实上，这种培养从女犯们一进来就开始了。比如在监狱待了5年多的小陈，她说自己出去后要考一个舞蹈证书，教人跳舞，或者去当瑜伽教练。
到快出去时，集中为期3个月的出监教育中，省女子监狱更强化了女犯们在技能上的训练，比如告诉她们如何开网店，出去后怎么给家里做一桌好的饭菜，早中晚餐的菜谱等，这些都是女犯们出去后面对的实实在在的生活细节。
在犯人出去前，浙江省女子监狱为她们提供了一切准备。
老蒋：不敢给儿子写信
如果没有意外，再过三个月，老蒋就能和家人见面，如果说男人也有黄金期，那么，老蒋在监狱已度过了一个男人生命中最重要的10多年。
最令他难过的是，在他进来时，儿子才6岁，现在则面临着高考，作为一个父亲，他错过了陪伴儿子成长的重要时刻。
14年前，老蒋因为帮人在电表上做手脚，犯下两桩罪，盗窃罪和教授他人犯罪方法罪，两罪并罚，获刑19年，那年他30岁。
没有一个犯人一进来就适应的，适应是个时间长短问题，但最短的也差不多需要半年时间，长的需要一两年。老蒋从那时开始掉头发，过了一年后，他才开始适应。
从那时起，每时每刻，他都想早点回家，尽一个儿子、丈夫和爸爸的责任义务，很快，他找到了目标。
在这所关押重刑犯的监狱里，老蒋的刑期并不算长，看着一些狱友在监狱民警的鼓励和开导下，读书考文凭，通过努力获得了减刑，老蒋也报考了自学考试，在别的犯人看电视剧的时候，他去图书阅览室看书，他参加了两门专业的大专文凭的自学考试，工商管理和法律，工商管理还剩下一门计算机，出去后通过考试，就可以拿到大专文凭了。
我出去才43岁还是要做事情的
从他一进来到现在，他一共见过儿子三次。第一次那会，孩子还要妈妈抱着，因为孩子从小跟着自己，孩子一见他就爸爸爸爸地叫，第二次见，儿子10岁了，远远地，显着一些生分。
最后一次见，是今年7月，“我姐夫带着他来，我认不出来了”，隔着铁栏，老蒋看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渐渐走过来，“我姐夫说，你儿子，认不出来吧？”
儿子看着父亲，有点腼腆；老蒋也是。尽管每次在电话里，他都很关心儿子的成绩，这成了他在里面一个类似于信仰的寄托——他希望，儿子有出息。
那些年，儿子是爷爷照管，每次电话里，他都要跟父亲说说怎么教儿子，他怕父亲的那一套太老了。
他不想儿子受到别人的歧视，“我也问过我儿子，你在学校里有没有受歧视？”儿子回答说没有，可他还是不放心。
他也从来不给儿子写信，即便思念，“我们不想在他心里留下他爸爸是坐牢的阴影，他万一收到信给我回信，如果在学校被同学看到，同学们可能会看不起他”。
老蒋总计算着儿子考试发成绩单的日子，总想着儿子上学到底怎么样，有时睡不着，睁眼一看，隔壁床的人也睁着眼在想心事，“是民警经常劝我，要往好的地方想”，
“我出去才43岁，还是要做事情的”，还有3个月就要出去了，他说回家后最重要的就是好好陪陪儿子老婆。
小陈：救赎自己也救赎别人
23岁的小陈是浙江省女子监狱文艺队队员。
进来时，她18岁，在里面待了近5年，还有20多天就要出去了。
这5年，让她从一个少女变成一个姑娘，从刚进来时的一个假小子成长为一个说话低声细语的很有女人味的女人。
这个重庆姑娘刚到台州，因为跟着男友贩毒，被判刑八年零六个月，当我问她：“快出去了，高兴吧？”或许想到了什么，她眼睛红了，眼泪在眼眶打转。
进文艺队，听起来是其他的犯人会眼红的好事，但其实并不是——文艺队每天的任务，虽然不用参加劳动，但除了训练就是训练。
在外面从来没有学过舞蹈的小陈，因为年龄大了，韧带硬了，骨头硬了，连弯腰也很难。
刚开始，劈叉也不会，她只能咬着牙忍受韧带被拉扯那种钻到心里的疼，如果没有管教民警对她的鼓励，她或许会半途而废，小陈说，自己现在学会的后翻，就是人在空中劈叉，后腿翻到前面，这个动作她整整练了三年，民警没有放弃她，总是纠正她动作中的问题，给她信心，她才挺过来。
事实上，被挑中参加文艺队的多数女犯人，都没有舞蹈底子，人成年后，随着柔韧性的减弱，一些诸如下腰压腿的基本功也无法做到，因此要吃更多的苦。
有的被选进文艺队的队员因为吃不了苦，就被换下，这并不是少数。
能吃苦吃下来最后真正进文艺队的其实只有十多个人，现代舞民族舞古典舞，她们样样都会，因为刑期长，小陈在文艺队算是老队员了，其他队员走了又换了一批新面孔，只有她没走，有了经验的她时不时还给新队员“辅导”下。
小陈说自己喜欢跳舞，跳起舞来，不开心的事，一下就没有了，她说她姐姐已帮她在老家联系了一个幼儿园，就等她出去。
希望男朋友也早点出去
在里面的日子，小陈说她还给以前的男朋友写信——尽管从某个层面上说，是他害她坐牢的，父母也很恨这个男人，但小陈对他还有些情意，前男友判的是死缓，在新疆服刑，她说，她不想让他觉得孤独，被抛弃了，而自暴自弃。
所以，她会一个月两封信地写给他，告诉他她的好消息，自己进文艺队了，获得减刑了，“我给他写信，鼓励他好好表现”，小陈说，她在里面家里人对她不离不弃，她也要学会感恩，也要帮助男朋友改造，“他回信也说叫我好好在里面，争取早点出去”。
这有点像爬山时，比你先到顶点的人伸出手拉你一把，正是这一拉，也许就生出一丝美好的希望。
有了希望，才能救赎，救赎自己也救赎别人。
(文中所有涉及犯人的名字均为化名。)
都市快报 通讯员 胥红 徐刚 陈红专 记者 杨丽 摄影 胡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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