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或者说文学，一直被认为是被“边缘化”的；但是，这几天，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大热，他的小说被摆放在书店最醒目的位置；许多报纸，不吝版面全方位地报道莫言；搞评论的、搞创作的、搞政治的、什么也不搞的，都在谈论莫言的获奖——作家和文学受关注，被热捧如此，印象中是史无前例的。
但“热”总是暂时的，有“热”必有“冷”。报纸是追新闻的，一个作家不可能天天是新闻主角；没有你的新闻，你就失去了被谈论的价值。热过之后，重回“边缘”几乎是必然的。在边缘与中心之间徘徊，是若干年来的文学生态，这种生态，对文学来说，是非文学的；对社会来说，是一种病态。如果作家和文学只有成为新闻事件才被关注，对作家、读者和国家，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劳动，是心灵的事业；作家所需要的，不是热闹，不是聚光灯，而是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安静的书桌，一个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一个真正的作家，他的最高理想，一定不是什么奖，而是有人读他的书，有人能读懂他的书，通过作品，与读者交流，与世界交流。
跟创作相同，阅读，也是一种个体行为，也只能是一种个体行为，作品朗诵会一类，只能是文学生活的一种点缀。文学作品最好的去处，是床头，是抽水马桶旁，是火车或飞机上的长长的旅途——除了读者把一个作家的书常带在身边，还有什么是作家最幸福的事情，是对作家至高无上的奖赏？一个真正的读者，不会因为作家是否获奖而喜爱或不喜爱他，真正的读者不会那么势利。
个人的文学生活应当是这样的：当他谈起一个作家，不是因为这个作家获了奖，或是出现在别的什么新闻事件中，而是他读了作家的某一本书，忍不住要写一篇博客说说自己的感受，或者打个电话向知己好友推荐这个作家……这样的个人文学生活的总和，就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健康的文学生态：阅读是大多数国民的精神需要，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是普遍的、很平常的个人行为，平常得跟喝水吃饭一样，平常得没有一点点新闻价值。
文学从政治化、社会化、事件化转变为个人化、日常化，我们的文学生活才能摆脱“边缘——中心”这个模式，变得比较正常、健康。
对莫言获奖，各界人士的反应，比起来还是作家们的反应最正常，比如韩少功说：”高兴一个小时后，继续写作。”写作，是作家的常态，写作+阅读，是文学的常态。韩少功的话，是对一个文学事件所应有的“文学性”的反应。
“非文学”的反应，要数张颐武最离谱。他说：莫言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这几乎是在说，莫言是借了“中国崛起”的光。那么，莫言之前的获奖者，都是他的国家“崛起”了才获奖的吗？如果不是，那就只有莫言的小说不是凭自身的文学价值获奖的？如果张颐武觉得莫言不配得奖，也应该用文学的尺度来评述，何必这么拐弯抹角呢？
有报道说，莫言要在杭州建立一个工作室。另有报道说，他打算用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在北京买房子；莫言每年要在山东高密老家住上一段时间，莫言还有多少时间住在杭州？难得来住几天，需要一个“工作室”吗？到底是莫言需要在杭州有一个工作室，还是杭州需要一个挂着莫言名字的工作室？
这种“非文学”的反应，都是“莫言热”中的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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