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程度看，这确实可以称作是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这个故事给出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要回答，叙述了一种新型制度文明发展完善的历程。
回顾刚刚过去的十年，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经历了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的辉煌与荣耀，收获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惊喜，但同样遭遇了非典疫情的来势汹汹，感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波诡云谲，铭记了汶川、玉树、舟曲的悲泣悲壮，承受了发生在新疆西藏的分裂闹剧。
这十年，无情灾害一次次不期而至，突发事件一次次惊心动魄。社会主义中国依靠什么让“中国道路”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总结不同寻常的十年，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由此，不仅可以理解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宝贵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艰辛实践，也能够更好地梳理从十六大到十八大这十年，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创新。
从“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三位一体”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从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十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新的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呈现出新的气象。
在分析现代化规律时，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挑战—回应”模式，认为现代化既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最大挑战，也是国家兴盛的最大机遇，关键是如何应对挑战、从困境中奋起。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抛弃了被动应对，选择了主动应战。有了科学发展观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和前景更加明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上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进入了一个高潮。这看起来是巧合，但也不无内在的逻辑：理论上的不断创新，实践上的与时俱进，让这一深刻改变13亿人生活的制度文明充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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