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诚信建设，要靠制度的约束
钱江晚报：有人说中国社会目前道德滑坡严重，企业普遍缺乏公信力，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立旭：公信力的问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关系。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牟取短期利益和非生产性收益，导致诚信危机。从建立市场秩序的角度讲，一个企业要生存发展，客观要求诚实守信，这不但是道德要求，也是经济主体的生存要求。
例如上世纪90年代初，温州劣质皮鞋猖獗，后来导致很多商铺挂出“本地不出售温州皮鞋”的牌子，假皮鞋都被烧掉了。温州企业痛定思痛，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了几个好品牌。所以，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会抑制人们牟取短期利益的倾向。
另一方面，诚信问题也和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有关。中国传统社会是乡村社会、熟人社会，传统社会的“信”是特殊主义信任，对亲朋好友信任，对陌生人不信任，陌生人不仅不能信任，也是欺骗的对象：农药不会给自己吃的菜加，卖给陌生人的菜就打农药。改革开放前，80%以上的人生活在乡村，现在进入到城市化社会，这是陌生人的社会，需要普遍主义的信任，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
新的诚信建设，首先要灌输到国民教育里，从小培育诚信观念。另外要靠制度的约束，发达国家对失信的惩罚力度很大。此外，政府的公信力对全社会的信誉具有引领作用，政府要首先形成公信力。
建设文化强国，是全球化和软实力竞争的需要
钱江晚报：为什么要强调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强国的标准是什么？
金兴盛：我个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强国至少应该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激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成为每一个公民的自觉意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全面提高，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城乡均等、区域均衡、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文化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产业规模不断增大，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最终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队伍人才济济，文艺创作实现百花齐放的格局；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在构建国际新秩序中不断凸显中国的国际形象。
许江：中国文化强调根源的活力，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使得中国文化不断活化，源远流长。改革开放之后，文化的开放与创造始终处于改革事业的前沿，为政治、经济建设提供先进思想的能量。
今天，我们处在全球化、大变革的时代，那种单一文化谱系传统的环境已不存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其深刻的意义。
陈立旭：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硬实力提高显著，但我们的软实力还有较大差距。
比如，中国目前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但在高精尖产品上，我们却缺乏优势。这里的差距，就体现在了品质上，而品质上的差距，又跟人的素质有关。我们可以认为，文化是制约发展的瓶颈。因此，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的活力，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有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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