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太和镇城管队长王宝林，于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任职期间，受贿所得400余万，另有689.51万来源不明。对此王称：“行贿人都是见不到我的，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行贿，这些中间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如果我不收的话，得罪不起。”
如果说一个城管队长两年受贿400多万已经让人大跌眼镜的话，这么个“小吏巨贪”说出的这番话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一个乡镇的城管队长，芝麻官中的芝麻官，竟然面临如此之多的请托，并且都还推不掉，掉进了为情所困、情大于法的陷阱。
想来这个城管队长和当年郓城县押司宋江的官位差不多。《水浒传》中宋押司杀了阎婆惜，这是个杀头的罪。不过这位宋哥哥在江湖上人脉极广，在各方请托下最终逃了一死，上了梁山还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就中国人的传统心理而言，对罪犯宋江还是同情有加的。因此，当这位巨贪队长说出受人情所迫铤而走险的实情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此番说辞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这个官位不大、胃口不小的官员也说出了传统“人情社会”转向“现代法治”的艰难。譬如他说，“这里就像一座庙，庙里有很多菩萨，我肯定不是最大的菩萨，也不是最小的小鬼。他们到庙里来上香，肯定不是只给我一个上。”我想他说的也是实情，在许多基层执法部门，“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找人”。即使不找这位城管队长，也会找到其他“菩萨”，最终还是能够“摆平”。造成的结果是“法律不可信，关系最可靠”。因此不少贪官当然不用畏惧法律，却实实在在畏惧人情。
说起来，王队长的这张人情网，本质是一个“腐败掮客”所构筑的保护伞。这些“腐败掮客”懂“人情世故”，也善于利用“体制空档”，既能把“体制内”的事拿到“体制外”解决，又能把“体制外”的事搬到“体制内”来摆平，把非法的变为合法。当下反腐的难度正是在于，堵塞掮客们的操作空间，封住权力和市场之间的灰色地带才能治本。法律和私情本不可“兼爱”，前者像天空的星斗，应该转化为心中自觉的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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