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有利于促进我国发展的一个重大积极判断。这几年来，关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以及高速增长究竟能有多长时间，一直是个争议话题。正方有樊纲、林毅夫等大牌学者，反方则有学者也有众多草根人士。
樊纲五年前提出，中国还能保持20年高速增长，两年前仍坚持这个说法。林毅夫今年6月从世行副行长卸任，刚回国就提出“中国在未来20年仍可能保持8%高速增长”，当时即有学者说林是“放卫星”。这里需指出的是，此高速非彼高速，樊林二位的“高速”是7-8%，并不是前几年9-10%的那种高速。因为相对于发达国家年均3%左右的增速而言，7-8%也是高速。
坦率地说，前几年对于樊纲说的中国还能保持20年高速增长，是心有疑虑的。中国的问题太多，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社会问题短期难以解决，民众情绪长期难以理顺，最终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可能并不是经济问题。但随着这几年更深入地进行一些思考，又渐渐乐观起来，觉得从长期趋势看，我们很可能在三个方面存在着促进经济长期较快增长的重要客观因素。
一是劳动所得比重持续提高的动力。1983年以来，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目前降至谷底35%左右，开始出现上升的明显趋势。直接的坏消息是用工成本将持续提高，但这能转化为好消息，因为这将促进资本替代劳动，推动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而这些有相当大的空间。直接的好消息是将形成消费自增长趋势，消费推动经济作用将增强，经济增长将逐渐回复到消费主导的格局。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劳动所得比重自开始上升至停滞以前，通常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二战”以后，日本劳动所得占GDP比重的最低点，是1961年的39.5%，此后开始上升，至1981年，日本劳动所得比重达到54.9%，此后上升趋缓，开始徘徊不前。这段时期，日本经济年均增速高达6.6%，是世界公认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的劳动所得比重从目前较低的35%，上升至发达国家和地区低限的50%左右水平，应将需要20年以上时间。
二是城市化动力。这是大家公认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以浙江省当前正在力推的小城市培育试点为例，2011年，浙江省政府对此投入10亿元，相关市县镇政府投入306亿元，27个小城市试点镇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950亿元，比上年增长六成多。试点表明，小城市正在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具有投资带动系数高，边际效益好等特点。
当前中国公布的城市化率为51.3%，但其中20个百分点是城镇人口，相当部分仍是典型的乡村人口。按此看，中国城市化率起码被高估10余个百分点。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大多高于70%，如美国2010年高达82.3%；日本数字较低，2010年只有66.8%。如假定中国城市化率的高限是75%，那么至少能有30余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空间。按最近20年中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的进度，城市化起码可有20年以上时间。
三是低成本的技术进步动力。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如美国于1952年首次在其弗莱斯特级航母上使用弹射起飞技术，我们至今尚未掌握这一技术，差距至少60年。先进国家和地区绝不会无条件公布其核心技术，不过我们可以受到启发，少走弯路。网上有消息说国内正在越过航母蒸汽弹射技术，直接研究采用电磁弹射技术。
几年前，在美国旧金山看到蜘蛛网般的架空电线，小屏幕显像管电视机，恍若隔世。反观我们，正在试点的27个小城市，至2011年末，镇均地下电线长度已达77.3公里。这就是后发优势，可以说是发展差距越大，发展成本越低，发展动力越强。
中国经济继续具有10年翻一番的客观可能。当然，这种客观可能的实现还需要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配合，需要我们积极贯彻好十八大精神，切实走好每一个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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