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2月12日讯 “今年5月9日换肾后，现在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你看，我的脸色也好多了！
”今年46岁的张善昌剪着一个小平头，话语间不时露出笑脸。
5年前，张善昌患上尿毒症，每周需到医院做三次透析，每次约4小时。身体不适、换肾无期、卖房看病……他曾经几次在夜里独自走上朱家尖大桥，想跳大海了却此生。
勤奋“的哥”得了尿毒症
张善昌是普陀区东港街道陈家后村人，30岁那年开起了出租车。每天上午6点出门开车，一直到下午4时收工。在朋友们眼中，张善昌是个很勤奋人。“当时出租车起步价为5元，一个月能赚4000多元。”张善昌说，他拼命赚钱在普陀东港的龙门公寓买了一套72平方米的商品房。
当时，张善昌患有痛风，加上开车比较辛苦，常感觉身体劳累不适。直到2008年12月，张善昌持续低烧，之后双脚发肿……“医生告诉我得了尿毒症时，我一下愣在了那里，感觉这辈子是完了。”张善昌说。
此后，他辞去了工作，用以前的积蓄走上了透析之路。张善昌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做透析：只见医生拿来两根比可乐吸管还粗、如小拇指长的针，往他手臂上戳……“动脉、静脉各插一支大针，虽然是大男人，还是痛得流下了泪水。
”张善昌说。每次血透连续4小时，他躺在白色的床上，头顶是雪白的墙壁，透析室的病友也都不说话，只听到血透机器微小的运转声……
除了身体不适，生活也全部打乱，张善昌把自己关在家里，白天极少出门。“什么事情都开心不起来，到了晚上，一点睡意都没有。 ”张善昌说。
“如果不是颜医生，我早跳桥轻生了”
张善昌曾多次在电视里看到大病患者乐观生活的报道，轮到自己生病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身体越来越差，眼见没有任何收入，还要花去大把的医疗费、生活费、路费……”张善昌说，那样的日子，真是进了“鬼门关”，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其间，张善昌在看病时，认识了一些尿毒症患者。“一个才30岁出头的小伙子想要换肾，先做了检查，医生对他说其中一项没到达换肾指标，以后还是做血透吧！那个小伙脸色惨白，立在原地一声不吭。”张善昌说。一个于2010年成功换肾、不到30岁的普陀女子告诉张善昌，她非常想为丈夫生一个孩子，但要停止服用一年的抗排异药，她最终放弃了。
患尿毒症后，张善昌的脚常常酸胀得难受，而他的积蓄也快用完，他几次在夜里走上朱家尖大桥准备跳海轻生。“如果不是过不下去了，谁会放弃生命？跳海前，我给普陀人民医院血透室的颜依红医生打了个电话，算是道别。”张善昌说。
让他没料到的是，颜医生不仅在电话里劝导，还半夜打的赶到朱家尖大桥。“肾源少，但总有成功换肾的人，你要坚持下去才能看到希望啊！ ”颜医生说着也流泪了。
2年半配对37次，终于等到了肾源
2010年，张善昌将自己房子卖了58.8万元，准备用于换肾。“在浙一医院，B型血等候肾源的达1500人左右，我是O型血，约有500人等候。”张善昌说。
此前，他已听说舟山有个尿毒症患者，等了9年仍没有等到肾源。做肾移植，必须配型。配上后要立即做手术，所以配型前只能饿着不能吃任何东西。有一次，张善昌上午9时多从舟山出发，直到三批配型结束已是晚上11时了，他才开始吃“早饭”。而配对不成功，从杭州坐车回到舟山后，要立即到医院里做血透。“最多时，一周三次赶到杭州去做配型，来回6趟，身体真是累得吃不消。”张善昌说，前36次都没有配上，也让他心灰意冷。
今年5月9日，张善昌再次去杭州配型。每次住宿费、路费、医药费要花1000多元，此时他卖房的钱也所剩不多。“当时4个楼层都是等待配对的病人及家属，连过道都是人，大约有2800人。”张善昌说，当晚8时多，他突然听到扩音器喊道“B型，张善昌”。“中了，中了！”张善昌和亲属喊着，周边落空的病人们都羡慕地看着他们。“当时的感觉，比中了百万大奖还要高兴！”张善昌说。此时，1米63的张善昌已从发病前的120多斤瘦到了88斤。当晚10时许，张善昌接受了肾移植手术。手术比较成功。
张善昌现在住在姐姐家，他打算等身体康复得好些，去找一份工作，重新走上正常的生活。“我手术后的几天，知道了普陀沃女士将女儿的器官捐献的故事，对她特别崇敬。”张善昌说，他打算在自己死后也将眼角膜等有用的人体组织和器官捐出去。
“无病一身轻，现在最大的感受是：如果身体有小病小痛，一定要重视，拖成大病就来不及了。 ”张善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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