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2月13日讯 郭承豪，64岁，东阳歌山镇的退休教师。从2006年开始，他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东阳上千个村庄，义务调查两件事：在东阳的抗战难民和细菌战受害情况。
上月中旬，他到义乌参加细菌战蒙难70周年纪念活动，向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汇报了东阳细菌战调查的一个重大发现———原先认为死了29人的歌山镇歌山村是东阳第一重灾区，没想到，这个记录现在被南市街道贾宅村刷新了。该村当年一个月内有47位村民罹难，占目前记录在东阳党史研究室鼠疫死亡名单中的半数。
“这么多冤魂差点被湮没在历史洪流中，这一笔笔血债都是日军细菌战的有力罪证。”曾教过历史的郭承豪痛心疾首，“一定要把这些死难同胞的名单一个个找出来，不能让他们悄无声息地枉死。这既是记录历史，教育后人莫忘国耻，也是昭示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实地调查】
“活证人”日渐凋零
昨天下午，在郭承豪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东阳贾宅村实地调查，随行的还有当地另一名细菌战调查志愿者蒋泰灯。
66岁的老蒋是贾宅邻村———安儒村人。今年10月，他无意中得知这个信息，知会郭承豪后，先后7次深入贾宅，对照家谱走村入户，初步核查出该村在72年前的秋天，一个月内至少有47人感染鼠疫殒命。其中，夫妻一同身亡的就有7对。
“这些人的名字在家谱上的记录和幸存者描述相符，还有部分死于细菌战的孩子和外村人无从核实，需要进一步调查。”老蒋说，记得当年那场浩劫的“活证人”已寥寥无几，调查工作刻不容缓。
一场灾难突如其来
在贾宅村老年协会，在场的多数老人当时都还未记事，很多场景是他们后来从长辈处听闻的一些细枝末节。
今年78岁的贾钦全就是从他父亲那里得知，1940年8月下旬，他跟随爷爷奶奶到同村的贾福春家喝喜酒，回来后腹泻得厉害。当时，村里已有人因拉肚子、发高烧病逝，而且不止一两个，村民都以为是瘟疫。邻近村有医生出售“避瘟丹”，贾钦全的家人也奉之为“救命丸”，“其他事我记不得了，但吃的那个膏药四四方方一小块，还有点印象。”说来也巧，吃了这个膏药后，贾钦全果然抑制住了病症，逃过一劫。
村民贾和凑的父亲也曾告诉他，当时村里接连死人，因为他父亲长得壮实，就托他将病死的村民背到村口，草草安葬，“他说背过七八个死人，都没事。后来他哥嫂也得‘瘟病’过世，知道会传染，就不敢去背了。”
83岁的贾阿同身体还硬朗，对当年的场景还有些记忆。“刚开始有人发病，村民还去看望，死了人也敲锣打鼓去送葬，后来大家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了。因为这病实在太可怕了，有村民在2个时辰内就发病死了。”
贾阿同说，最早传病进村的是贾德贤师徒，两人是篾匠，1940年农历八月到浦江做篾席回村后，两人相继发病，高烧不退，大量喝水，还会惊厥。
随后，隔壁一个19岁的少年也出现同样症状，第一个过世。贾德贤夫妇及徒弟一家不久后也病故。
在此后一个月，贾宅村靠近西面的半个村就笼罩在疫病的黑幕之下，凡是与死者有接触的村民大量染病。贾阿同的叔父一家、伯母以及来探望她的外孙女一共5口人丧生。“我们都不敢出去，大家都吓死了，也没处逃。其他村听说有瘟疫，根本不让我们进出。”贾阿同说。
“烂脚病”折磨一生
当时，村民们根本不知道是恐怖的生化武器在作怪，用了很多土办法，企图驱灾辟邪，撒石灰、吃“避瘟丹”，甚至求神拜佛，请来戏班唱太平戏，结果戏没人看，倒是唱戏的人也遭池鱼之殃，有人染病身亡。
如今，从老一辈听闻这些事儿的老人们说起那段历史，虽未亲历，言语中也透着愤慨，而曾亲眼目睹的幸存者仍心有余悸。
今年93岁高龄的贾樟寿感受更深刻，他没被鼠疫击中，却被炭疽缠身，右小腿从20来岁开始“烂脚”，折磨了他半个多世纪。
“这只脚烂了好多年了，大脚趾头趾甲盖都烂没了，痛死了。”老人说，用了很多药后，这几年终于不痛了。他绾起裤脚，露出了小腿上残留的黑色印记，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记录历史】
一个志愿者的细菌战调查手记
听着贾宅村的老人们争先控诉当年的惨剧，郭承豪一一记录，感慨良多：“不知道还有多少冤魂无人知晓，再过几年，那些名字可能就真的湮没了。”
一直在东阳牵头细菌战调查的他，对细菌战并不陌生，因为老家歌山村就曾鼠疫肆虐。那是在1941年的农历九月，经他调查，列出了29人的死亡名单。
老郭说，歌山的鼠疫可能有一个渠道源于义乌崇山村。当时，村民郭汝明在国民党驻义乌部队当司务长，其妻子何法光到义乌一带做小生意，结果回村后就染上鼠疫病故，丈夫及亲属7人也因此相继染病。
这种生化武器的可怕在于其快速传播性和惊人的杀伤力。老郭顺藤摸瓜，深入调查后发现，何法光的母亲从林头村来探望，回去后成了传染源；请郭宅的名医来看过病后，就将疫病带回了郭宅。医生的妻子又将病传染给媳妇，一直蔓延到送葬办丧的亲友中。一个索命链条环环相扣，最终竟然形成了八级传染，连带死了30多人。
在与幸存者的对话中，老郭深切体会到细菌战的惨无人道。“那时，我父亲一个最好的朋友郭康明知道自己染病后，怕连累家人，自己上山挖了坟墓，躺在里面等死。病发时口渴难耐，远远呼喊我父亲，让他送一壶水放在远处，不让靠近……”他说，父亲每每提及此事，眼眶就红了。
在老郭的调查手记中，这样的“血书”还有不少。比如，林头村村民何子龙染病后，村里人怕疫病蔓延，迫使他们一家九口迁居到村口的八保殿，堵塞门户，最终都惨死庙中。
东白乡蒋村桥蒋顺高外出回家，突然口吐血痰，染病不起，亲朋好友前来探视，结果妻女被传染，弟弟一家5口死了3人，村民接二连三发病。外村来治病的医生、为死者做法事的人、探病亲友，一连串牵连罹难的共计26条人命。
在红旗乡八担头村，水泥工赵法清在义乌干活染上鼠疫病故，家人到义乌将其棺木运回村，以致染病，一家6口相继惨死。
“细菌战的罪行罄竹难书，血债太多了。”老郭说，东阳党史研究室登记在册的鼠疫死亡人数还不到百人，炭疽患者也仅有20人左右，“实际数据远远不止，我调查的鼠疫死难者就有160余人，估计还有遗漏人员。”
“日本政府一直在企图掩盖这些恶行，拒绝将这些史实收入教科书，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就是要用铁证让后人知晓这段历史，意识到细菌战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老郭说，他们正在筹备一个反细菌战研究会，希望充实细菌战调查的新鲜力量，将这件事进行到底。
王选也曾表示，宁波、金华、衢州一带是细菌战重灾区，还有很多灾情尚未挖掘，调查工作任重道远，而且意义重大，“调查得越详细，越能巩固历史事实。”
据悉，湖南常德已率先在去年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浙江各地受害者也在积极筹备类似的民间组织，便于更深入地开展调查取证和维权、宣传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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