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一起和周春华来监区的同事们差不多都陆续走了，包括周春华在内，只剩下4个“元老”。
这些元老们如今都能开玩笑地说起自己那段谈艾色变的经历。
“我们都不再是臭男人，而是香喷喷的”，他们说，当初一碰到犯人摸过的东西，都要洗一遍手，回家先洗澡，把自己冲得干干净净，才敢做家务，抱孩子，每个人都像有强迫症似的洁癖。
而现在，当他们面对艾滋病犯人时，就像他们脸上的表情一样轻松自如。
在监区，我看到他们不穿防护服、不戴手套，把手放在犯人额头上看看他有没发烧，弯腰检查犯人伤口，拍拍犯人的肩膀，和他们说说笑笑。
但正如只有自己经历过，才会看到自己的变化，这个变化又是多么不容易。
今年近50岁的老程，原来是十里丰医院搞防疫的，2005年3月，他接到“调令”，“叫我去管艾滋病犯人，我吓坏了。”
他给在上海的姐姐打了个电话，姐姐是传染病医院的医生，姐姐告诉他没关系，他心情复杂地去报到了。
第一次见到艾滋病犯人离自己这么近，他心里很慌。
“那天我去报到，老周向犯人介绍我，有个犯人嘀咕我的长相，老周一下就点名叫他站起来”，老程呆在那里，他怕对方万一惹毛了，冲上来咬自己一口怎么办。
老程也算是见过世面的老革命，他尚且担心如此，更何况年轻的民警。
那年，三十不到的雷警官是第一批被点名的，当知道自己要调到艾滋病监区时，差点哭了。
小孩子才1岁多，老婆又下岗了，“觉得自己要是去的话，马上就要被感染了”。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做噩梦，“梦到他们来袭击我，拿着我的手叫他们咬我”，第二天，他又硬着头皮去上班。
每年过年，民警和犯人一起吃团圆饭，犯人来敬饮料，杯子一碰，“饮料溅到自己杯子里，心里那个难受啊，但还是要当他们的面喝下去，不然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呢？”
这种内心的纠结有时候可以自我安慰地过去了，但有一种痛苦却是每天要面对的，一开始，调去艾滋病监区的民警大多瞒着家里人，但十里丰不大，传来传去，很快家人也知道了，家人不理解，吵架、夫妻冷战，几乎所有的民警都经历过。
每年自愿报名到艾滋病监区的民警只有四五人，监区民警面临老龄化问题。
目前，艾滋病监区年轻民警很少，大多是中年人，平均年龄在44岁，而他们所管教的对象平均年龄在25—35岁之间。
惊心动魄的时刻
尽管“外人”对周春华他们的工作慢慢接受，但他们并不知道，周春华他们其实每天每时每刻都面对着危险，几乎所有监区的民警都遇到过惊心动魄的一刻。
血液传染艾滋病是最直接也是最可怕的，工作中，民警手指不小心被划破是常有的事，对此，监区对民警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如果手指有伤口，当天不能上班，民警处理犯人紧急伤口时，一定要戴防护手套。
但另一方面，艾滋病监区民警最大的职业风险，并非是被传染到艾滋病毒，而是感染艾滋病的犯人发病后出现的并发症。大多艾滋病犯人在感染后期都会出现各种并发症状，肺结核、肝炎、尖锐湿疣、脑炎等，像肺结核、肝炎等传染性强，遇到带班民警，一旦病人出现情况异常，需要立即护送他去医院救治，在护送途中，考虑到对犯人会产生心理阴影，民警们一般不戴防护面罩等。
监狱一般每隔三个月给犯人做一次艾滋病毒指数的检测，对出现初期症状的犯人进行跟踪观察，如果犯人受伤轻微，一般就在监区医院直接救治。
有个犯人长期在外流浪，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后，家里嫌弃他，他没钱就去偷，后来他得了精神分裂，到监狱后，有一天，用头撞墙，头皮裂开一个十几厘米的口子，鲜血直流。
这种伤势对周春华来说，是小菜一碟。但这一次手术，却让他的心也揪起来了。
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因为自身免疫力，出血是个大问题，一旦出血，就很难止住，需要马上手术，但他又处在精神病发作期，整个人狂躁不安，头不停摆来摆去。
周春华需要给他清洁伤口再予以缝合，监区医院没有实施全身麻醉的手术条件，只能做局部麻醉。
手术台上，犯人来回扭动，只要周春华手里的针稍微偏一下，就会扎破薄薄的橡胶手套，他的命运也将被改写。
“你害怕吗？”我问周春华。
“手套上全是鲜血，就像成千上万只虫子在手上爬着”，周春华说，他当时一边缝伤口，一边哼起了歌——我们知道，有时候那么做，是为了缓解紧张。
这种历经沧桑似的淡定，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具有。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温州民警，他在抓捕中，被一个艾滋病嫌犯咬了一口，他几乎一夜白发，忍受了500多个日日夜夜的煎熬，瞒住家里，吃住在单位，直到最后确诊没有感染，才“敢”和别人一起吃饭。
每年，监区民警都要进行两次体检。“每次体检，心里就紧张得不行，每次一拿到体检报告，一看，没事，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
感恩不感恩并不重要
不是所有的善意都能得到回应。
中秋节的时候，领导来看望值班民警，给他们发了一袋麻饼。民警把麻饼分给自己管的组里的犯人。
其中有个犯人，因为家里特别穷，家里人对他也不管不问，进来后没有人来看过他，民警就特别给了他两个，其他犯人都是每人一个。
没想到，他当着民警的面就扔掉了，“这么差的月饼，谁要吃！”
也就是这个犯人有次跟民警谈话时，说起女儿快过生日了，他想给孩子买个喜羊羊的玩具。
民警听进去了，想办法托人去外地带了喜羊羊的毛绒玩具，帮他给家里寄过去。
“你看，用火烧一块冰和烧一块木头，哪个更难？”一些艾滋病犯人，心灵长期在没有阳光的地方，他们对人情很淡漠，很少有感恩的心理。
对监区民警来说，犯人感恩不感恩，并不重要。
今年国庆节，雷警官和同事一起送一个保外就医的犯人回家。
犯人的老家在大西北，来回要5000多公里，因为艾滋病并发症，他的脑部也受到了病毒感染，他的吃喝拉撒都要有人照顾。
雷警官他们抬着他，上了火车，车上的旅客看了很奇怪，都围过来问长问短，“我们就说他是我们的同事”。
火车上的几天几夜，他坐不起来，他们就扶他坐起来，他不能吃，他们就一口一口喂他。
犯人每天都想洗澡(一般患有艾滋病的犯人又特别爱干净)，他们就每天都给端来热水；他吃好东西后喜欢刷牙，他们就一边给他拿着杯子，一边再端着一个面盆；他要大小便，也是他们照顾他，给他接着，然后端着盆子去厕所把污秽物倒掉，冲洗干净后放到他床底下……
到了家门口，一路沉默不语的犯人说了一句话：“谢谢”。这句“谢谢”，在雷警官他们看来，也并不重要。
“只要我们能帮助他们，就尽量帮忙，他们怎么想、怎么看，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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