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运会来说，反兴奋剂工作就像一场战争。

　　2013年9月12日上午10点，在本届全运会闭幕式前几小时，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目前，共实施兴奋剂检查2391例，其中尿检2179例，血检212例，完成检测1801例，截至目前，在决赛期间尚无兴奋剂违规事件发生，维护了体育竞赛的公平和公正。”

　　尽管，检测结果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十二运决赛期间“零”兴奋剂案例已经是极大概率的事件。这将是本届全运会的一大特色。但是，兴奋剂的阴影并不会因此就彻底消失。

　　“在如此严格要求与严格管理下，全运会预赛以来仍然发生了一些严重违反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规定的事件。”肖天特别通报了本届全运会预赛中的一例兴奋剂事件：“云南代表团的男子拳击运动员在全运会拳击预赛中使用兴奋剂，被查出兴奋剂阳性。”

　　本文是本报记者在全运会开幕当日完成的对于中国反兴奋剂现状的报道。在采访中，国家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在预测全运会决赛会不会出现“零兴奋剂”时。对于“零”兴奋剂的结果，表达了一种谨慎，甚至是矛盾的心态。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全运会决赛是否查出兴奋剂，赵健和他同事都不会因此而松懈。因为，这本是一场复杂的，不乏中国特色的“体育与兴奋剂”的长期博弈。

　　中国式反兴奋剂博弈

　　本届全运会的兴奋剂检查数量将增加12%，而且还启用了生物护照这样的新型检测手段，国家体育总局对兴奋剂违规继续采取高压的打击态势。保证体育的纯洁，这是国家反兴奋剂管理方的态度。

　　另外一面，因为受“瘦肉精”威胁，导致运动队的反兴奋剂的经济成本上升，以及目前行踪申报程序的一些规定，给备战全运会的一线队伍带来了诸多无奈，在本届全运会上也格外突出。

　　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在谈及他个人对本届全运会的最大期望时，内心非常纠结。他打了个比方：“我当然希望最好没人服用禁药。但是如果一个房子里有垃圾，打扫房间的人扫不出垃圾，那就比我们从房间里扫出垃圾更让人担忧了。”这位中国反兴奋剂战线的资深人士相信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战斗”，“体育与兴奋剂的斗争本来就是一场博弈。”赵健说。

　　这场博弈的复杂性，其实还不仅仅是“正”与“邪”的较量那么简单。赵健所在的团队当然是这场博弈正义一方，他们的对立面，则是那些铤而走险违反规则的教练、运动员等相关人员。除此之外，像负责本届全运会江苏代表团田径中长距离项目的官员潘杰这样一线的运动队管理者，他在坚决支持反兴奋剂的同时，也指出了目前运动队在反兴奋剂工作上的一些无奈。潘杰代表的其实是另外一股参与这场博弈的力量。

　　治疗用药需提前申请

　　尽管作为一线队伍的管理者，潘杰对于目前的反兴奋剂程序和机制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他对反兴奋剂工作的艰辛也感同身受，“有时候训练驻地比较偏远，检查官一路摸过来都很不容易。检查官有保密和纪律要求，为避免‘接受吃请’嫌疑，不能和运动员、教练员一起就餐，我们吃饭他们就陪着；有时检查结束已经很晚了，我们提出用车送他们回酒店，都被拒绝。而全运会，他们要争分夺秒，工作强度更是很高。”潘杰表示“反兴奋剂工作人员应该实地考察运动队，而我们也要体谅他们的辛苦，全力配合。”

　　赵健认为，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来保证“处理案子时的公正性”。比如国际上通行的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制度，就是为了在反兴奋剂的同时尽最大可能保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反兴奋剂中心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经常会收到运动员的用药豁免申请，专家们会进行判断。“比如患有高血压必须使用降压药，但是这种药有很多种，有的还有利尿剂成分，我们会指导运动员使用没有禁药成分的。如果专家判断运动员必须使用的药物实在‘躲避’不了禁用成分，才会根据规定和流程批准运动员在一定时间内按剂量使用。”赵健说。

　　宣传教育+手机软件

　　很多运动员被查出使用违禁药品时的第一反应都是不承认。赵健说，作为一个反兴奋剂从业者，他和同事们从来不会以“有罪推断”的眼光去看待运动员，“恰恰相反，我们是为了保护比赛的公平和公正，接受检查的绝大多数运动员都是清白的。所以，反兴奋剂的宣传和教育非常重要，让运动员了解反兴奋剂知识和规则，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包括全运会在内，反兴奋剂中心会在运动员相对集中的位置设立“反兴奋剂拓展教育展台”，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使运动员巩固反兴奋剂知识。赵健说：“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难倒运动员，而是为了帮他们掌握必要的反兴奋剂知识。而且，我们的活动也考虑到运动员的特点，增加了很多趣味性，效果很好。”

　　除了常规方式，本次全运会反兴奋剂中心还开发了一个手机软件，运动员可以得到来自国家反兴奋剂中心提供的服务。比如，行踪申报提醒、治疗用药豁免申请流程、安全用药查询系统等等。而潘杰则期待官方能提供一个让运动员安全便捷申报行踪的软件。

　　反兴奋剂有时候不仅仅是检测两瓶样本是否呈阳性那么简单，面对复杂的局面，如何让真相浮出水面，需要调动更多的力量积极加入正义的一方参与博弈，也需要足够的智慧。“阿姆斯特朗最终承认服药，不是他主动想承认，而是在大量翔实的证据以及巨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承认了。”赵健说。

　　调动各方力量一起积极参加反兴奋剂斗争，更是反兴奋剂工作者的希望。因为没有司法介入，目前中国反兴奋剂调查取证仍是难点和薄弱点？

　　尽管反兴奋剂专业人士相信这其中一定有一个“制造—销售—购买—使用”的利益链条，但是由于缺乏法律授权，无法从源头调查取证，也就无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去防范。

　　赵健希望，一些“走过弯路”的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现身说法，让他们帮助更多人免遭兴奋剂的危害。

　　提前防范基因技术

　　事实上，如今国内的反兴奋剂现状已经与十多年前发生了极大改变。“检测技术和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语，许多的禁药，以现在的技术能力,只要一服用，肯定会被查出来。现在我们地方对反兴奋剂的态度也非常明确，运动员自觉抵制的意识越来越高，同时现在的飞行药检和对阳性案例的处罚也极其严厉。我认为敢于造次的运动员和教练越来越少了。”潘杰说，“禁药泛滥的时候，有人或许觉得不服禁药就亏了，现在，大家都相信服用兴奋剂的只是极少数，所以宁可都清白地去公平竞争，也不要碰触反兴奋剂的高压线。”

　　十年多年前，很多运动队营养品当饮料喝，其实里面都存在含有违禁药物的风险。过去在抽查并不频繁的中超球队中，也检测出了兴奋剂，现在运动员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加强。“如果需要营养品，一定要跟队医汇报，确认安全才行。”效力恒大的孙祥说。

　　但是，滥用兴奋剂不会因此而销声匿迹。赵健说，对于未来一些潜在的新的禁药风险，反兴奋剂机构必须未雨绸缪进行防范。比如基因技术在体育运动中滥用的可能，虽然现在还没有证据支持。但是，关于预防基因兴奋剂措施的讨论早已经开始。

　　至于潘杰，他期待在下个全运周期的备战中，能够不再有“瘦肉精”的威胁，能够减少一些额外的负担的同时，更好地与国家反兴奋剂中心配合。

　　申报修改行踪信息繁琐

　　就在全运会开幕那天，潘杰率领的江苏田径中长跑队，正在从大连的训练基地转移到距离沈阳更近的鲅鱼圈进行进驻全运村之前的最后封闭集训。“这里是我们的福地。”潘杰开玩笑道。

　　几个月前，在这里进行的全运会马拉松决赛，江苏夺得一枚女子团体金牌。

　　离开大连来到鲅鱼圈真正的原因是，随着学校开学，他们原来借用的大连一所学校的学生开始军训，训练干扰太多。从大连到鲅鱼圈坐高铁只要一个小时。但是这样看似轻松的转移，对于这支田径队却是比外界想象的复杂得多。

　　“按照规定，我们每次转移前48小时，就必须对总局反兴奋剂中心申报修改的行踪信息；而且为了防止误服含有兴奋剂成分的食品，我们必须随身携带海鲜等食物，9月4日进全运村之前，我们不会去吃酒店提供的肉食。”潘杰说，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有时候队伍临时决定改变行程，那就惨了，他们只能在原地干等48小时后才能赶赴下一个目的地，否则将有可能造成错过兴奋剂检查。这虽然不会受到检测阳性那样的判罚，但是一定时间内累积几次也属于兴奋剂违规了。

　　“反兴奋剂工作的制度和规则执行是国际统一标准，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制定这些规则时考虑的是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运动员管理模式和运动员训练特点。许多国家运动员的行踪信息都是由本人通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开发的网络平台进行申报和修改。我国的运动员管理特点和很多国家不同。”有反兴奋剂中心人士解释说。

　　现在田径队常年在外集训，他们配备了专人负责行程申报。南昌的城运会期间，潘杰向有关部门曾经提议过，是否可以将行程申报的时间缩短到24小时，甚至12小时。“以现在的交通条件，12小时基本上可以从北京到达国内的任何地方，就算到偏远点的地方，24小时也可以确保抵达。”潘杰说，杜绝滥用药物其实也是他们运动队的目标，但是就具体的行踪信息申报来说，确实给运动队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从反兴奋剂中心方面来说，安排一次兴奋剂检查也没有想象中容易。在制定全年检查计划的基础上，相关部门会根据每位运动员申报的行踪信息安排具体某一次的检查时间。这个时间确定后，反兴奋剂中心要按照一定的原则指派带队和随队的兴奋剂检查官执行任务。确定人选后，带队检查官要提前到反兴奋剂中心领取该次任务的授权文件和检查器材。京外的检查，检查官还要提前安排行程，买票、订旅店。到此，全部准备工作才算完成。所以，每位受检运动员行踪信息的变更，都会引起连锁反应。这就是在《反兴奋剂条例》中对于行踪信息变更要求‘提前48小时申报’的原因。”上述反兴奋剂中心人士说。

　　防禁药令队伍成本上升

　　前两年国内“瘦肉精”泛滥，有一种学名叫“克仑特罗”的“瘦肉精”就是禁用物质。害怕“药从口入”带来不小的额外经济压力，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田径队有些吃不消。最近一年，潘杰带领他的队伍常年在外地集训，其间他们的肉食有时候是从南京空运过去。有时候，队伍人太多，集训时间太长，地方又偏远，运输成本实在太大，他们只能想各种办法。

　　“据说吃过‘瘦肉精’饲料的牛羊，如果不用饲料饲养一段时间，‘瘦肉精’可以从它们体内代谢掉。”潘杰和其他一起集训的运动队在长白山圈养过牛羊，在多巴高原有时候队员实在想吃肉了，他们就向牧民收购散养的羊。现在运动队在外集训，一般也不敢自己找地方吃住，都尽可能选择有接待资格的国家训练基地。各个基地采购来的肉食往北京送检的成本也很高，加上基地数量少，随着之前全运会备战高峰到来，各基地都物以稀为贵，导致吃住价格飞涨，比如全运会前有的基地散养的鸡已经涨到了150元一只。但是，相比误服一次受污染的食物导致无法通过药检，而被禁赛和动辄数万元的罚款，集中管理饮食的成本再高，田径队也只能咬牙支撑。

　　“食物的检测成本，其实不应该由运动队来承担。”潘杰无奈地说。

　　赵健依然建议采取定点采购达到要求的食材，服从管理,集中食宿,这是避免误食禁药的风险的有效办法。

　　不过也有一些好消息，据赵健透露，随着“瘦肉精”泛滥的危害逐渐被认识，相关部门监管力度更强，最近几年根据国家的检测和反兴奋剂中心的监测结果，不论是普通人餐桌上的“瘦肉精”还是运动员的误服情况都有所好转。但是，显然在“瘦肉精”的危害没有完全消除前，运动队额外增加的经济负担也是无法完全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