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十八届三中全会尚未闭幕,一位朋友念叨,说什么时候能生个二胎就好了。他开玩笑说,四位老人带一个小孩,“货源紧张、供不应求”,舐犊情深,难以化解。
谁知,话音刚落,曾经奢望的事马上有了实现的可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胎。一时,年轻父母们,欢喜雀跃。
我也注意到这样一条新闻:在部分夫妻喜获至宝的欢呼中,福建的一对28岁年轻夫妇,却以“实在养不起”为名,在网上以4万元“叫卖转让”自己的第三个孩子……
这对离谱的夫妇固然逃脱不掉买卖人口的法律指控,但要我说,憧憬与纠结,这多少折射了当下中国夫妇张望于二胎新政门口时的复杂心态。
从国家与社会的宏观层面讲,单独家庭二胎新政无疑是中国生育政策的一项重大完善和创新之举。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完善人口结构,乃至促进家庭幸福、为个体提供多项选择讲,它都是良政。
但具体到个人,面对政策的春风,究竟生不生二胎,其抉择所折射的文化传统、社会心态、成本计算,却颇值得玩味。
在急剧行进的现代化征程中,中国人一面是害怕往日其乐融融大家族的逝去,害怕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逐渐陷入一种随着现代性和工业化而来的“小我”隔绝中。老人害怕子女疏离,年轻人则忧惧家庭氛围的单薄,对赡养老人的负担更充满担忧。所以,从更为长远的文化传统和伦理体验而言,人们希望能多生一个孩子。
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对二胎又有一种欲说还休的矛盾情怀。转型期的中国,也是个激烈竞争的中国,是一个快节奏前进的中国。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延续成人世界的激烈角逐,中国家长人为地为孩子的成长设置了一条“中国式起跑线”,崇尚所谓“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丛林法则。
从早教就开始卡位,进幼儿园则拼爹拼娘拼房,幼儿园的教育也越来越显现提前小学化的“拔苗助长”气质;漫长的十数年基础教育中,美术、书法、音乐、舞蹈,各类艺术班挂以素质教育之名,在每个周末的少年宫门口,吸引着年轻的爸爸妈妈、老迈的爷爷奶奶,趋之若鹜,却挤占掉孩子做梦的时间;更不要说各种奥数班和超负荷作业,早已将学生折腾得精疲力竭,家长又何尝不是苦不堪言。在这样一种高成本育子文化中,试问,有几个家长敢不对二胎三思而后行?
假如这种转型期的育子文化,本身还有自我改进的空间,那么,生二胎者所不得不考量的社会成本,恐怕更令人无奈了。
比如,OK,我可以不让孩子在追逐名校中耗尽一个家庭的有限资源,但是,孩子生病了怎么办?医疗保障到位了么;孩子的吃穿住行怎么办?安全么;谁敢放弃昂贵的进口奶粉,把孩子的健康下注在那些不靠谱的国产奶粉上?拼爹式萝卜式招聘何时休,20年后的住房是否还会像今天一样造就一批批“啃老族”?
无论是让人感到过于沉重的育子文化,还是个体无法逃避的社会成本,面对生不生二胎的复杂考量,都在折射着转型期社会心态的功利,折射着个体面临激烈竞争时的不安全感,也折射着转型中国的民生保障缺陷。如何打消这些顾虑,尚需我们努力。唯此,更加健康的人口结构、更加幸福的人生,才会如期而至。
但,起码在今天,二胎,想说爱你还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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