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右一)正在向日本代表团介绍崇山细菌战情况
昨天是冬至，江南的天已是非常寒冷。
从日本来浙江了解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情况的藤岡一雄等11人出门时都没戴上厚重的手套，他们拿着日记本和钢笔，听着一个个不可思议却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前天在义乌和金华市区，昨天在衢州，这个由全日本自治团体劳动组合(简称“自治劳”)派遣的日本“和平友好祭”代表团的11位团员把自己的日记本都记得满满的。
很多战后出生的日本人
不知道细菌战
在原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的陪同下，代表团一行在义乌林山寺崇山细菌战遗址祭奠细菌战受害者，采访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在衢州，他们访问了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
66岁的泉祐子和石川克己都出生于1947年，是代表团中年纪最大的，泉祐子还是一年中第二次来义乌，她带来了上次访问团的资料集。她说：“日本政府不想让国民知道731部队当年细菌战的历史，而国民也确实不知道，作为和平反战人士，我有必要去了解事实的真相和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自治劳”是日本地方政府公务员中一些职工自行组成的团体，类似于我国的工会组织。作为领队的藤岡一雄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就知道，侵华日军曾经在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在铁路沿线撒了鼠疫细菌，我们也对日本政府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而愤怒。”
藤岡一雄说，他们已经开展了22次和平之旅，只要留有侵华日军战争罪证的地方都去过，而他还是第一次来到义乌崇山村，这次来主要是调查了解日军细菌战的罪证和史实，回国后告诉更多的日本国民。
79岁的老人用义乌话说：
我奶奶被“日本佬”剖了肚皮
在崇山村，当年的细菌战幸存者王晋华、王基旭等人用义乌方言通过翻译之口艰难地向泉祐子等日本人诉说自己的经历以及自家的遭遇，当年他们都只是七八岁的孩子，现在一个78岁，一个79岁。
那是一段怎么样的往事？
1942年秋，侵华日军在浙赣战役中实施细菌战，疯狂地使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大规模残杀我国军民。日军在义乌江湾崇山村域投下大量鼠疫菌，并殃及周边方圆10公里的各村庄。为了检验细菌战效果，侵华日军关东军731部队与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组成联合特遣队，在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古寺从事人体活体解剖实验。据调查，义乌境内因鼠疫暴发流行死亡人数达1318人，仅崇山一村就死亡408人，染疫幸存者20人，420余间房屋被烧毁，有28户全家死绝。
其中，王基旭的奶奶就是死于日军的人体活体解剖实验，被“日本佬”抓去“剖了肚皮”。
王基旭老人说：我的奶奶、爸爸、姑姑三名亲人惨死于细菌战，尤其是奶奶，在林山寺被“日本医疗队”解剖，掏走了五脏六腑，只丢下了一个躯壳。惨绝人寰的场景，让前去收尸的爷爷不禁气血上涌，急瞎了眼。
王晋华老人说：我伯父王六妹、伯母胡仙娥、堂兄王晋荣一家三口，1942年11月五天内，均死于崇山鼠疫，成了绝户。我爷爷是酿酒师，崇山村暴发鼠疫时，正好在相邻数公里的塔下洲村为村民酿酒。听说老家崇山村“发瘟病”，吓得不敢回家。看到伯父一家几天内相继罹难，时年36岁的叔叔王樟高，急忙跑到塔下洲村向爷爷求救，想请医生给自己看病。爷爷害怕“瘟病”传染到塔下洲村，当天就把叔叔安顿到离塔下洲村外约一里地的关帝庙，但还没来得及医治，当晚叔叔就发病高烧死在关帝庙。塔下洲村也未能幸免于难，该村103人染病而亡。
受害者一个个老去，如何留住铁证？
71年前的细菌战早已成为历史，但留给受害者的伤痛远没有过去，留给后人的沉痛教训更是值得深思。
现在，细菌战幸存者绝大部分已经离世，“活证据”越来越少，这让原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馆长王培根等人更加心急。
王选说：“这些事年轻人都没经历过，我们坚持作调查，把这段史实记录下来，就是为了让后代汲取历史教训，珍惜和平。”
王选说，她所说的年轻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日本人，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日本政府要敢于正视，日本人民要多了解真相。
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馆长王培根、副馆长何必会出示了一份浙江省档案局今年11月28日致义乌市档案局的一份《关于支持义乌建设“崇山鼠疫”记忆馆的函》。在函件中说：义乌“崇山鼠疫惨案”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的铁证。建立义乌“崇山鼠疫”记忆馆，对于真实记录历史，反映侵华日军罪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省档案局支持义乌市建设“崇山鼠疫”记忆馆。
王培根说，今年5月份开始，义乌市档案局、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等单位已经发起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受害档案的抢救活动，其中主要是像王基旭这样的受害幸存者及家属的口述历史资料，其他见证人资料数据，除了书面的，还要有录音、视频等保存资料，以给后人一个交代。
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也说：“不忘国耻、教化后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不好好记录历史就对不起先人
义乌的志愿者们今年已经搜集了崇山、塔下洲、东河、苏溪徐丰、贾伯塘、义亭先田、佛堂鸡脱凤、稠江潜流、城区桥东、桥西、北门、东门、石古金等地31位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见证者、调查者的口述录音资料，他们还将其制成视频光盘资料。
在崇山，日本代表团的团员们不仅亲耳听到了王基旭、王晋华等幸存者的声音，还看到了更多的视频资料、书报等实物。
我们再来听一听其他幸存者是如何说的。
金祖惠：95岁
1941年10月的一个晚上，23岁的我回到义乌北门家中后，突然发高烧，下腋、大腿根部等淋巴肿大，口渴难忍，不停地喝水。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照常出门和朋友们打篮球，觉得身体更不对劲，感觉就要死去了。我心想，与其痛苦地死去，不如喝醉后不知不觉地死去，于是跑到附近一家酒馆，要了半斤高度烧酒，里面冲上胡椒粉，再要了一捧大蒜，就着酒喝，喝得烂醉如泥，之后跑到卫生院等死。卫生院的人都认识我，就把我留在观察室，灌下醒酒药。我昏迷不醒，嘴里不断往外流吐沫，脑袋下垫着的两个枕头都湿透了。傍晚醒过来，烧退了，淋巴肿块也消了，什么事也没了，就自己回家了。
可我家里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两个月之内，先是我的奶奶，随后是母亲和妹妹，还有住在隔壁的亲戚都相继得鼠疫死去。
王甲升：85岁(义乌崇山籍航空教育学家，目前定居美国)
1942年秋，一场深重灾难降临崇山村，我的远房堂兄王焕章突患鼠疫身亡，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全村死难400余人。在这期间，我的母亲也病倒在床。由于日寇纵火烧毁崇山村，我的大姐王蕙香和三哥王甲昌因回家抢出生活用品，不幸染上鼠疫相继去世，于是只剩下才十三岁的我和年仅五岁的小妹，母亲仍在病中。在当时，人死了不能声张，是两位堂兄偷偷告诉了大姐和三哥死讯并由他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送去安葬。
何桐森：89岁
1942年6月的一天，身为义乌佛堂寿春堂药店少年学徒的我，由姑婆何贤妹陪同，挑着两个杭州篮礼品，去罗汉塘村为大哥何柏森下订婚礼，途经何店渡口、周墟等村域。回家当晚，发现右小腿发热发红，继而全身高烧。第二天，右小腿上赫然生出一绿豆般大小的疮，痛痒难当；第三天扩散至银元那么大，并开始溃烂流血水，创口不断扩大，血肉模糊。
我怀疑自己是赤脚蹚过何店渡口与侯芹村中间的“里江”路段时，感染了细菌，没想到一烂就是三年多，幸好自己是在药店从业，用药、治疗均方便，但总是治不好，吃尽了苦头。后来求助于倍磊街的老中医，边吃药边敷药饼，才慢慢收口长肉结疤，终留一个触目惊心的黑色大疤痕。
当年村内外得“烂脚病”的人特别多，起初不知道发病的根源，后来才知道是侵华日军用细菌战杀人的一种手段，有不少人因无钱医治而被烂死，自己能留下一条命，是很幸运的。
“历史值得每个人去关注和反思，不好好地保存、记录历史，就对不起先人。”采访中，王选这样表示。
石川克己表示，“自治劳”今后将组织更多的日本各界人士前来访问，开展和平友好交流活动。明年暑假，他们还将组织青少年来崇山村了解历史，这次来也是为明年的活动作准备。
泉祐子说：“这次回去后将告诉日本的青少年们，当年侵华日军犯下了什么罪行，并号召大家继续反对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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