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完成的红色莲鱼龙纹绫袍
盘长百衲幡
修复后敦煌唐代风帽
花卉纹锦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在无意中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从此揭开一个历史的偶然，封藏千年的数万写卷重见天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那便是敦煌学“纪元”的开始。
但彼时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却远远没有展开，石已破而天未惊。直到1909年8月，法国人伯希和第二次赴京，捡选了一些他自己获得的敦煌文书精品向中国学者展示，至此，敦煌文献才开始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年11月，浙江上虞人罗振玉撰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是为敦煌学研究的第一篇学术性论文。
此后的敦煌学，一发不可收拾。尽管浙江和敦煌相隔数千里之远，但浙江学者却成为这一学派中最为奇特的一股力量。王国维、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王伯敏、常书鸿、段文杰，以及柴剑虹、常沙娜、樊锦诗、张涌泉、许建平、赵丰等浙籍或在浙工作的学者，他们的身影闪烁在敦煌学的百年征程中，是如此熠熠生辉。
如今，浙江人在家门口得以身临敦煌之幻境，由着浙江美术馆和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的“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和“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文物的保护与研究”这两项大型展览，一众学者也齐聚西子湖畔。目睹琳琅的文物，耳听浙派学者们的倾诉，岂止是历史的只言片语。
那是敦煌的千年呼唤。
经纬之间读懂敦煌
敦煌，这一古之边防重地，中西交通重心，文化极盛的都市，宗教繁荣的圣城，辉煌于唐代的丝绸之路交汇地，在千百年中留给世人无尽的猜想，更馈赠今人一份深厚的文化宝藏。
今天，我们无须从兰州西北行，过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经玉门、安西两县，过瓜州旧城，而至敦煌。因为，这条丝路已经化作承载历史记忆的绫罗绸缎，舞动于我们的眼前。
“浙江对敦煌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了三个部分，一是对敦煌丝绸文物的修复和再认识，二是对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三是对敦煌艺术的临摹和留存，也包括敦煌壁画的数字化保护。”浙江敦煌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说，敦煌丝绸文物的修复是在2013年提出并制订的修复与研究项目。
中国丝绸博物馆，是这一工作的主要负责机构。“为了这次‘千缕百衲’展，我们从2013年5月开始分三批从敦煌运来了62件文物。”赵丰说，馆里派出了8位专业人士投入修复工作，“丝绸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但是却很难保存，所以在这之前很少有专家对其进行修复和解读，展览是工作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
在位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展厅里，一件已经复原的绫袍悬挂在展示柜内。红色的整体色调，精致的裙摆和腰褶，细腻的花纹，无不让观众惊叹。“这组残片共有11片，均出土于莫高窟北区第121洞窟，洞窟存一遗骨，为20到22岁女性，织物残片包括绫、绢和棉。”赵丰解释道，残片图案为莲花、鱼和四爪龙，“此类题材应属于元代满池娇纹样的一种，表现了一幅生机勃勃的鱼龙戏水的莲塘小景。”
而另一件作品，则是流行于唐代的绢帽。“这顶帽子出土时残破很厉害，帽后的缀带原有两条，现只存一条，原帽衬里已经不见了。”赵丰认为，敦煌丝绸文物修复后的价值，即在于可从中判断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生活习俗，“莫高窟出土的北魏刺绣说法图中供养人所戴的正是顶做圆顶、下有披幅的鲜卑帽，和这顶帽子类似，创于北周、盛行于唐的幞头，其实也正是源自北朝鲜卑帽这一类的风帽。”
人们看敦煌，通常会着眼于它的壁画等艺术形式，但对布满于洞窟之内的幡、百衲等丝绸物品，却往往擦身而过。“敦煌学要求我们用技术的眼睛看敦煌，对于丝绸文物的修复和研究，好比用夜视仪再一次观看敦煌，你会发现有许多新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咀嚼。”赵丰说，得益于近几年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有许多棉、麻织品出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发现了一些在纤维染料、刺绣工艺等方面的新事物，也从织锦中分出了东方和西方的区别，这些成果给认识敦煌材料增加了新的眼睛和方法。”
在此次修复过程中，一件文物引起了赵丰的重视。这是一件由当时僧人自行拼接而成的百衲，色彩多样且图案丰富。“拼布是有艺术性的，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找出了规律，最终从材料的朝代背景中将其断定为北朝晚期时的百衲，可以说是最早的百衲艺术。”
丝绸，给了敦煌学以全新的认知角度，通过丝绸来了解敦煌的历史，还原当时的生活，从中看到更大的丝绸文化的东西交流，这正是此项修复和研究工作的意义所在。
“还有许多敦煌的丝绸文物正等待我们去研究，浙江和敦煌之间奇特的渊源，也会加速浙江在研究敦煌学上的中西合璧速度。”赵丰已经拟定了一份计划，即在2014年开展一项名为“丝路之绸”的研究项目，“我想把北京，以及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资源整合起来，针对丝绸之路沿途的丝绸进行研究，推动全国乃至全世界对敦煌学的贡献。”
壁画临摹再现盛景
提起敦煌学，另一个需要提及的机构，是中国美术学院。
1954年，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在文化部的组织下，派遣金浪、邓白、李震坚等7位艺术家前往敦煌千佛洞，对敦煌莫高窟中保存着的从各朝代累计下来的大量雕像、壁画等进行三个月的临摹。
“当时对石窟内壁画的临摹主要是保护和创作研究，除了传统上对于破损严重的壁画采取保护临摹之外，艺术家们也从壁画中挖掘创新灵感。”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毛建波说，这些艺术家回到浙江之后，发展起了全新的画派——浙派人物画，轰动了艺术界。
浙江和敦煌壁画艺术，姻缘自此种下。
“那次临摹之后，美院的每一代学生都形成了一个习惯，即在自己的就读生涯中，必须去一次敦煌莫高窟进行临摹。”毛建波说。
无疑，敦煌壁画对浙江艺术家是有极强吸引力的。究其原因，一生致力于研究敦煌学的浙江学者姜亮夫曾提及，敦煌艺术初期所有造像和图画，来自于中国南方，直至唐以后，才渗入了西方的因素。丝绸之路的打通，造就了中西合璧的敦煌艺术。他在《敦煌学概论》中说道：“敦煌初期的艺术比较粗野，没有表现出线条的艺术，还是用涂染的方法而成，唐代中叶佛教传入后，敦煌的艺术就变了。”
敦煌壁画，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又披上了佛教的艺术色彩，其特殊质地的颜料，画作背后动人的故事，都深深吸引着中国美术学院的一代代学子。每个人都在壁画中，寻到了自己的敦煌梦。
不过，由于国家对文物管理力度的不断加大，敦煌莫高窟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限制学生入内临摹。以往都可走入的洞窟，大部分也成了不可参观的“特窟”。
但浙江学子和艺术家们追寻敦煌艺术的脚步，并未就此终止。“前两年，学校组织部分学生去敦煌莫高窟当志愿者，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能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并深入认识敦煌艺术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美术学院岩彩画研究所所长王鹏飞说，中国美术学院还为此在敦煌设立了教学实践基地。
而为了弥补不能进入敦煌莫高窟临摹的遗憾，中国美术学院的师生们还将画笔延伸到了丝绸之路上的另一颗明珠——龟兹。
“在距离敦煌莫高窟30公里左右的三危山上，我们发现了古代画家使用矿物颜料的岩洞，能在那看到许多现代绘画中使用过的颜色，同学们看到后都很兴奋。”王鹏飞回忆道，龟兹之行，将学生们对于敦煌艺术的热爱推向顶峰。
敦煌，就是这样一处令人神往的艺术源泉。千年前，无数僧人止步于此，寻找心灵栖息之地。今天，艺术家们用一块画板、一张小凳和一袋画笔，默默地守在大漠石窟中。
尽管形式不同，但彼此之间的精神，却是一样。那每一抹五彩的颜料，点燃着师生们的艺术梦想；那每一笔的临摹，指引着师生们追寻着敦煌美和伟大之路。
如今，在如何妥善保护现有文物的基础上，给予相关文化爱好者一些更多的研究空间，成为研究敦煌艺术的学者们共同思考的问题。“我还是希望能在敦煌莫高窟得到完善保护的前提下，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临摹机会，身临其境临摹壁画和照摹本临摹，是不一样的概念。”毛建波呼吁道。
敦煌之美，美在传递。
文献整理成绩斐然
“敦煌，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世界不同文化互相影响、和谐共处的典范。”浙江省社科联主席蒋承勇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6万件左右古代写本文献，内容涉及中国11世纪以前(尤其是5至10世纪)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我国学术界更在一个世纪里焚膏继晷，为敦煌文献的整理付出极大心血，并取得骄人的成绩，“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状况也由此得到彻底改变。
浙江大学，正是敦煌学文献发掘、整理工作中的主要力量。
早在上个世纪初期，浙江学者姜亮夫即远赴欧洲抄录敦煌遗书，开辟了国内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新领域。1949年以后，姜亮夫就职于杭州大学，从事敦煌文献的教学与整理研究，著述丰硕，使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学术传统早早就根植于杭州大学，成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最有影响的优势学科之一。1983年，姜亮夫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全国首届敦煌学讲习班。
在姜亮夫的影响下，杭州大学的蒋礼鸿、郭在贻等一大批学者，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学术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先后再版五次，影响深远。郭在贻的《郭在贻敦煌学论集》、《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嘉惠士林。
1998年，四校合并成立新浙大以来，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仍然是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之一。薪火相传、后出转精。近几年，张涌泉、许建平、关长龙三位教授历时十年合作撰写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11册，终在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敦煌文献各家馆藏大都是以入藏先后的流水号编目排序的，后来的影印出版物也大抵以此为序，没有分类，编排杂乱，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秘书长、浙江大学教授许建平说，几位教授在对海内外收藏的6万多件敦煌卷子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改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编排，使得读者查阅敦煌文献更为方便。
“分类、定名、缀合、解题、汇校，这是《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的特色。”许建平认为，这部作品融进了多位作者的多年研究心得，有大量创见或发明，达到了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准。
许建平自己也曾出版《敦煌经籍叙录》，这本40万字的著作共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等9卷，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320号儒家经籍文献撰写了详细的叙录，对一百年来敦煌经部文献研究的成果作出一次彻底的清理。
敦煌学研究也随着这两部集大成、高质量的敦煌文献总集的出版，真正昂首自立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所说：“令人惊叹的巨著，是敦煌学繁荣昌盛的标志”一般，今天的敦煌学，正凭借着老中青三代浙江学者的执着和坚持，擦拭出全新的光彩。
敦煌，读你千遍也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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