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制造浙江张高平叔侄冤案的‘女神探’应追责。”这一声音，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民间舆论场的共鸣。

　　而今，追责终于启动。

　　4月9日，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称，调查组将对“二张”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其中就包括了案件的审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她曾被称为“女神探”。

　　第三轮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正进入倒计时。如何防止下一个“张高平叔侄冤案”？法学界权威学者表示，对司法的监督不应只依靠“拦轿伸冤”。

　　■错案不是“女神探”一人之责

　　不是法律专业的读者可能问：“法律监督”究竟是做什么、管谁的？

　　实际上，这个不常用的专业词，管的正是许多网民深恶痛绝的“司法腐败”、“躲猫猫”、“喝水死”。它查到的，可能正是1年中最令公众震惊的冤假错案。

　　记者比对了5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从2010年到2013年，关于“法律监督”的章节内，从未提及任何具体案件。

　　唯独2014年的这一章，在五位数的数字之外，多了两个人名。

　　它们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的原话是这样的：“坚持有错必纠，对从申诉中发现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等冤假错案，及时与人民法院沟通，提出依法予以再审改判的意见。”

　　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25211件；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72370件次，同比分别上升25%和27.3%；对证据不足和不构成犯罪的，决定不批捕100157人、不起诉16427人，同比分别上升9.4%和96.5%。

　　法律监督不能只追责一个“女神探”，而应成为制度性安排，这已是学者的共识。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研究员屈学武认为，造成错案并非一家，也非“女神探”一人。

　　“从目前来看，我国地方法院判案的独立性是不够的。”屈学武说，“像张高平叔侄这样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审委会决定的，最后很有可能是由法院领导层拍板的。所以，追究这样的错案，会牵扯到很多官员。”

　　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也在4月9日说，调查“并非只针对聂海芬一人”。

　　屈学武认为，建立有效的错案追责机制没错，但是，“一概而论、一竿子打到底”的错案追责，可能导致将来出现“反效果”。

　　她提出，错案要追责，但也要区分不同性质。“有些错案是因为行贿受贿，这是应该严惩的。有些错案是因为办案人员技术层面的水平问题，就应该适度追责。比如不只是追责承办法官一个人，甚至和全法院考评都挂起钩来，反而可能导致司法人员有错不究、有错难究、有错不敢究。”

　　■如何避免公检法“穿一条裤子”

　　“总体上说，检察院监督公安和法院是比较难的。”在采访中，刑诉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直言不讳。

　　“张高平叔侄冤情得申，得益于检察官张飚的负责。”陈光中对记者说。但张飚查案也遭遇了多年的阻力。

　　公检法“亲如一家”、法律监督“下不了手”，正是多年法学界诟病所在。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长山认为：“检察机关是处理公检法职务犯罪的，但是，公检法之间经常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意识。这实际上很不利于法律监督。在一些地方的公检法部门，只有出了掩盖不了的大事，才会相互监督。”

　　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检察机关对案件的监督只能是建议或者抗诉。

　　陈光中教授说：“现在很多人说，要强化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但我认为，检察机关的权力太大，也会产生职能分工的问题。强化权力，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位享有国务院津贴的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检察院如果发现公安有超期羁押的行为，就可以建议其改进，如果建议两次不执行，就要强制监督，检察院在这个方面的权力是要强化的。”

　　但现在有些人为了强化检察机关的权力，就建议检察院在公安机关办案的时候提前介入。陈光中认为这是一种误读。

　　“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这是大前提。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构，是不能参与办案的，也不能联合执法。这是绝不能混淆或代替的，强化法律监督也必须有法律的依据。”陈光中认为，公检法三家的关系应当是“配合与制约并重”。

　　“三家的关系，目前是公安机关比较重头，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法院或检察院是很难推翻的。”

　　因此，他强调，公检法的关系，应该由侦查中心制转向审判中心制。“法庭的审判、证据都要公开透明，证人也要到场。”他还建议逐步公开公检法司官员的财产，“可以从新任命、提拔的人员做起，从严审查”。

　　■监督司法不能只靠“拦轿伸冤”

　　除了检察官“仗义勇为”，老百姓的举报能起到多大作用？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2014年间，公开曝光的公检法司落马干部中，有37人来自公安系统，15人来自法院系统，3人来自检察院系统。

　　其中，司局级正副职的公检法官员落马最多，有60人。省部级正副职25人，县处级正副职9人，乡科级正副职6人。

　　他们是被自上而下地查出问题，还是被自下而上地举报？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2014年公开曝光的公检法司落马干部中，至少有40人是因群众举报落马。

　　马长山认为，目前的“官民不互信”局面，影响了老百姓监督举报的积极性。“没有进入公众舆论的个人监督是很危险的，这限制了普通人的监督举报。只有让人们在监督时具有完全的安全感，社会监督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他同时肯定，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实现社会监督的平台。“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民意出口，自媒体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有更多渠道、更直接地反映自己的意见。”

　　目前，中央巡视组各省负责人的手机号，也成为了广泛传播的热门信息。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巡视组驻地附近“截访”的情况。

　　但学者认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不能只依靠“拦轿伸冤”模式。

　　“公检法司系统本应是一片净土，这个地方的腐败是最可怕的，比一般官员的腐败严重得多。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来解决司法腐败问题。”陈光中说。

　　陈光中认为，目前社会对公检法司机关的监督作用，“发挥是不充分的”。

　　这位权威学者最后强调的是司法机关的公开透明。“要加强社会的监督作用，就需要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公检法司系统应当主动做好信息公开，老百姓知道得越多，就越能够发表建设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