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剧照

　　浙江在线4月16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马黎　通讯员　张梦楠）演戏做人，《李白》之中有濮存昕的参悟。他说，原来总是激昂，现在得踏实下来去感受情境，于是，如今的《李白》已不是当年的《李白》。

　　他还主动提到了最近正火的“达康书记”吴刚，有人说，北京人艺的吴刚怎么演戏这么演，但在濮存昕看来，他在台上的时候，就是“敢”，接近于胡来。这是对的。

　　“在台上，一个演员可以没有一点遮盖，坦白自己的能力，这是演多少年才能摸到的道理。”濮存昕说，自已也快摸到这个道理了。

　　于是，他谈演戏与人生，便有了李白的通达与自由。

　　他·谈演戏

　　李白

　　他有最高境界的自由

　　记者：人人心中都有李白，您心目中的李白是怎样的？

　　濮存昕（以下简称濮）：就是自由性情，独立品格。这一定是所有文明的最高境界。

　　他的文采到达那个境界，张口就能来。他的诗能够世代流传，口头传诵。他真的太接地气了，张嘴就来，非常自由。杜甫的平仄韵脚那么严谨，李白比不过杜甫，但杜甫说，我写不了李白这样的诗。他还是有性情。

　　记者：您怎么理解他的诗？

　　濮：你说“床前明月光”多简单，但是我们就没有那样的气，短短20个字，道透了人们这种情感，哀莫大于离愁。所有的痛苦和流泪，内心最流血的伤痛，都是离，和美好远离，和心里真善美的追求远离——丢东西了，把最在意的东西丢掉了。生命没了，好朋友要告别了。所有悲苦的唐诗宋词都是关于离愁。

　　像李清照不输于她同代的词人，写尽了离，说尽了愁(停顿，轻叹)，李白就是人生苦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我自己现在就是好时候不多了，虽然说还行，我们演了200场，我能不能演到300场？

　　停顿

　　是因为“别演，别那么多情绪”

　　记者：为什么现在演李白，敢“停”下来了？

　　濮：原来总是激昂。老是high　C，现在我们踏实下来去感受情境。20年前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愤恨，愤怒出诗人的感觉。现在你的气场有了，你的停顿有道理，有内容，就多喘好几口气。在台上也不只是在演，而是像角色一样地生活。只要你感受是有艺术意愿的，汪洋恣肆想干嘛干嘛，无为而如饴，那就对了。所以焦先生(北京人艺的创建人焦菊隐)说，要适当地遏制观众的期待。

　　有的时候觉得，艺术的技法形态就是和谐。对比都是对的：强弱动静虚实，明和暗，过程和停住。这种变化是一种和谐，在40岁以前绝对不懂。你在台上没必要动，一动都不许动。就像戏曲，像茅威涛讲的“干净极了”。话剧生活化——这还是彼得布鲁克说的，他说现实主义话剧容易有两大毛病：拖、闷和琐碎。中国的戏曲就是高度的提炼，高度的写意。这个东西我是在林兆华那里练出来的。

　　记者：林导怎么说？

　　濮：从《哈姆雷特》开始，他就说“别演，别那么多情绪”，到了《赵氏孤儿》，其实那个故事根本没有演一下，都是说出来的。5万块砖码在舞台上，下面是水槽，倾盆大雨下下来，水就顺着砖缝流走了。人在台上走，那个砖就会发出响声。你说这和剧情有关系吗?其实就是现代美术的一个空间。它用这种叙事编织起观众想象的宫廷政变的那些细节。

　　他·谈做人

　　官场

　　我真的是懂不了那个规矩

　　记者：您虽然辞了副院长，但还是没离开它。

　　濮：我们离不开这个剧院，剧院再有问题，也离不开。如果说商业运作，跑码头，全国跑。老在生地方演，演完了什么动静都没有。我在这儿呢，北京的真认你，你演戏他就买票，我们就踏踏实实的，认了这份亲事，就不离了。

　　记者：你刚才说剧院的问题，是什么？

　　濮：人聚集不到一起来。真正最好的最有艺术状态的这个集体，气质在衰减。焦先生一个人是怎么通过几出戏把大家捏到一个审美的方向上来?英若诚、郑榕、黄宗洛、我父亲，但是焦先生在戏里给演员的空间大，他导演的艺术气质能够把所有的演员吸到这个空间来，各得其所，我们现在没有人了。

　　记者：李白的进与退，和现在的你非常像。

　　濮：这都是后话，通过阅历慢慢积累，就是想做一个有自由性情、独立品格的人。

　　但在行政的系统中，在官场中，真的不可以。所以很多人说“你太不懂规矩了”。我真的是懂不了那个规矩，突然间就觉得我不应该是那样的。

　　记者：那你是怎么样的？

　　濮：我是属蛇的，我应该是龙之亚，我是坐第二位的。我独当一面真不行，我知道自己的斤两。你提一些建议，怎么没人答应?然后就有电话来了，你昨天这个建议不行。

　　茅威涛羡慕我，说你怎么周游了十多年然后全身而退，谁都没伤害？

　　我说，不是啊，我就认准了我得演戏，而且我真的能演戏。我一年一百来场，谁能像我这样？但演戏的时间一占，你就没时间去管别的事情。

　　所以，对剧院我也有愧悔之心，人家慢慢也了解，哎呀，濮哥不是那块料，所以也就原谅我了。

　　平庸生活

　　要给心里留一点干净点的地方

　　记者：刚才您说了自由是什么，那独立呢？

　　濮：每个戏，都要把自己的性情摆进去，戏又都不一样，就像串糖葫芦的钎子，一定是你内部生命的素质。糖葫芦可以有山楂的，有山药的，有橘子的，每部戏都必须有自己真的东西。这个就是最高的那几扇门，形没有，意有。

　　我演完《哈姆雷特》，人家说，真没想到小濮半年多没见，他能这么演戏!这句话传我耳朵里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夸奖。他们谁也没想到我这么干，在台上可以不讲道理，演戏可能经常有这种不讲道理的时候——林连昆老师有这个，台上激情四射，横着来。吴刚也是，他在电视里出这招，人家说，北京人艺一个叫吴刚的怎么演戏这么演？以前别人没见过。我们剧院很多演员是这样的。

　　记者：吴刚老师一直是这样的吗？

　　濮：不是，吴刚他生活中慢慢悠悠、嘻嘻哈哈的，他才不显山不露水。他在这个剧院中也显不出最份儿(北京话，最有范儿)，比他份儿的人多了。但是他在台上，他敢。他演王进喜，说那西北话也不见得都对，但他就敢那么干。这是一个演员的力量。

　　记者：您现在的苦恼是什么？

　　濮：时间不多啦。我没什么好苦恼的了，我心满意足了。这两天演《李白》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圆满。跟自然一样，树叶落了，落花成泥，文人都有那么一点惆怅。但是，树叶自己惆怅吗？

　　人一定得懂得自然之道。这些东西在角色中，就是演一个人的欢欢喜喜，哪有对错。

　　郭启宏写了一个报国平天下、想为国家做一点贡献、但忍受不了官场倾轧的李白。那颗心不安静，浇上酒，出现了一个诗魂。拿他参照自己，然后我们得出一个中间值的答案：我们要有自由性情，独立品格，同时我们要正视生活中的庸俗，和生命中的沉重。该吃该喝该挣钱，但要给自己心里留一点干净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