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度助力发展

　　高密度人口是浙江改革发展较快的助力。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浙江，贫而不困，透着商业机会和创业活力。浙江宜居空间密度曾居全国各省区首位。1978年，浙江宜居空间每平方公里1348.1人，约是全国平均的2.5倍。2023年是全国平均的3.0倍，居广东之后、列各省区第二。浙江人均耕地近乎全国最少，1978年为0.74亩，只有全国平均1.55亩的47.3%；但浙江耕地复种指数全国最高，1978年为259.0%，比全国平均高70.6%。

　　浙江农民是最勤劳的农民，即是由上述数据导出、支持，也是关于浙江发展的一个重要判断。1978年，浙江农业人口3322.0万，占全省88.6%。农民必须在较少耕地上投入较多劳动，“一年忙到头”，才能维持全家生计。1978年至1995年，浙江耕地复种指数平均250.6%，全国首位，大大高于全国算术平均的155.6%。

　　浙江农民的勤劳，是与自然环境长期博弈的结果。具体而言，是适宜气候加持下的人地关系高水平均衡的结果。光热水气同步的气候、滨海和山谷冲积平原为主的肥沃耕地，以及和平时期较快增加的人口所导致的较多劳动投入，不断推高气候、土地和人口三者的均衡关系。在浙江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土地对于劳动投入具有持续较高的边际产出，从而在较长时间里，支撑了土地产出与人口的双双持续增长，孕育锤炼了浙江农民的勤劳、精明、务实和开拓，形成了高密度的宜居空间人口。

　　这一模式在农业社会具有边界制约，但这时迎来了改革开放，甩开了加之于农民身上的束缚。浙江与上海血肉相连，获得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技术、市场、管理等支持；省内在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乡土文化和习俗，成为企业家精神孕育的肥沃土壤；政府较快转型，是浙江发展的又一有力支撑。浙江快速发展的大戏，正是在这一系列积极因素及人口密度助力下，绚烂展开。

　　何处不效率。高密度人口形成了规模经济的环境本底，是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分工对规模的要求，亚当·斯密说：“有些业务，哪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但这在浙江基本不是问题。2023年，全省有30个设区市的主城区及县市的每平方公里宜居空间人口高于2000，其人口合计约占全省七成以上。如此多的人口有如此高的密度，创业者能在较小半径内具有足够的销售额，能便利地获取劳动力和原副材料，能较快形成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创业门槛较低，成功概率较高。

　　运输占企业销售比重较低，因缺少相应数据，以人口普查的交通运输及相关从业人员占比替代。2000年五普，浙江交通运输及相关从业人员占全省非农从业人员5.7%，比全国平均低1.5个点，高于广东、北京，列全国第三。2020年七普，浙江交通运输及相关从业人员占全省非农从业4.6%，比全国低1.7个点，全国首位，比第二的广东低0.5个点。全国快递企业主要发轫于浙江，多半拜人口高密度导致的交通运输高效率所赐。一个相对较小的交通运输业服务于一个相对较大的经济，显著表明浙江经济的交易成本较低。

　　何处不发展。这也是浙江经济饱受“低小散”“指责”，但发展仍较快的一个奥秘，因为人口密度较高，浙江多数地方均有交易成本较低的特点，可谓“设厂成本处处较低，发展差距点点相近（各地发展较为均衡）——近乎任一区域均有项目布点可行性”。

　　何处不都市。高密度人口必定形成高密度城市，乡村也具有大都市的生产生活便利。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村村像城，城城像村”说法，是浙江城市化混沌期景象的经典描述。1996年，浙江行政村距本乡镇的距离，2公里以下范围内的人口占38.3%，比全国平均26.6%高11.7个点，系全国各省区首位。浙江不少地方沿交通干线，形成长达数10公里乃至100多公里的城镇绵延带。

　　政府相对较小。高密度人口带来了政府的规模经济性，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服务于一个相对较大的经济，有利于增强微观活力。因发展较快而大量吸收外来人口，进一步导致“小政府”效应。2020年七普，浙江的政府相关人员占全省从业人员3.0%，比全国平均低1.0个百分点，仅高于广东的2.9%，自低而高排序列全国第二。2023年，浙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的15.0%，约比全国平均低3.8个点。

　　人口密度在特定条件下具有转换为动能的较大概率，是理解浙江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浙江城乡一体融合走在全国前列的一个基础条件。当前，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理解省情，活用人口密度优势，有助于高质量完成“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