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收入强保障，让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图为小朋友在湖州安吉云上草原滑雪场滑雪，冰雪经济正成为浙江冬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提要：面对“十五五”乃至“十六五”的发展阶段，全方位扩大内需是保持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变的关键之举。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锚定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通过稳定居民收入、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扩大优质消费供给等手段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浙江在线1月26日讯（记者 章忻 肖国强）202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之一。消费，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也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供强需弱等挑战，如何锚定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

　　增强能消费的底气

　　记者：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有效需求不足”列为风险挑战之一，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如何理解扩大内需对于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刘尚希：从整体来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健发展。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比上年增长5.0%。对于我国这样超大体量的经济体而言，在各种风险挑战交织的背景下，能够实现这样的稳定发展很不容易。

　　面对“十五五”乃至“十六五”的发展阶段，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变？全方位扩大内需是关键之举，可以从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从发展阶段来看，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这是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项战略任务。内需不足，本质上是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持续低于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这一供需缺口，阻滞了国内经济循环，导致就业形势严峻、收入增长放缓，最终强化了企业和居民的谨慎预期。比如，在消费领域，近年来居民消费意愿不强，就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我国大多数年份低于60%，而发达经济体则稳定在70%-80%。

　　从发展环境上来看，内需是我国深度参与、塑造国际循环的核心优势，也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关键。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美国对全球发起的关税战，让全球经济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而美国之所以敢于挥舞关税大棒，就是因为它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并以此维系全球影响力。我国经济要想顶住压力，做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就要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下大力气挖掘潜能，充分释放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记者：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您认为，大力提振消费的前提是什么？

　　刘尚希：提振消费，能消费是前提。居民拥有稳定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只有老百姓的口袋里有钱了，他们才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因此，要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夯实能消费的基础、增强能消费的“底气”。

　　首先，稳就业是扩大最终消费、拉动内需的基本条件。居民有稳定的工作，才会有稳定的收入和消费预期。要密切关注农民工群体、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农民工群体在劳动技能培训、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益，不断提升其劳动能力和收入水平。在大学生就业方面，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加强“供需对接”，更好推进产教融合，确保人才培养方向与就业市场需求相契合，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就业结构性难题。同时，可借鉴推广浙江“技能工人薪资倍增计划”，提高高级技工薪酬待遇。

　　其次，打造现代化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提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2024年，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比约8.3%，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比例。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新，满足市场和广大群众对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的金融需求，让老百姓的财富存量可以保值、增值。

　　营造敢消费的环境

　　记者：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营造放心消费环境。您如何看待这一系列举措？

　　刘尚希：提振消费，不仅要让老百姓的口袋里有钱，也要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地消费，这就需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敢消费。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提振消费的关键是稳定消费预期，既对经济前景有信心，也对消费环境放心，进而敢消费。

　　近年来，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消费体验不断优化，比如颁布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力回应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但也要看到，部分消费领域仍然纠纷高发，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仍有待完善，消费环境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我认为，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可以从三方面着手。

　　第一，切实保障消费品质量。无论是实物型消费，还是服务性消费，产品的质量高低都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因此，要着力提升商品消费品质，助力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同时，改善服务消费质量，健全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完善消费者评价机制，提供让消费者安心、满意的商品和服务。

　　第二，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可以有效降低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减少对年老、生病、失业等问题的担心，营造一个无后顾之忧的良好社会消费环境。因此，一方面，要全面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领域的供给水平，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要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新增财政支出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重点增加医疗保健、公共卫生等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支出，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地区、进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支出。

　　第三，筑牢制度篱笆。放心消费环境的营造离不开制度的完善。要把促进消费和补齐制度短板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信用约束、综合治理、消费维权等。比如，针对维权成本过高问题，建立和完善公益诉讼基金支持消费者集体维权等。

　　激发愿消费的动力

　　记者：当前，居民消费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基础满足”跨越到“品质体验”新阶段。面对消费趋势的转变，您认为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激发消费潜能？

　　刘尚希：愿消费是提振消费的关键一环。即便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但如果缺乏消费意愿，消费市场仍然难以活跃。从消费需求演进来看，过去我国居民消费以吃饱穿暖等基本需求为主，而当前消费需求正朝着新的方向升级，不仅体现在商品消费的品质提升上，更体现在服务消费的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上。

　　要适应这一变化，激发老百姓愿消费的动力，关键在于从供给端发力，有效扩大优质消费供给。

　　一方面，要锚定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推进多业态融合发展，加大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供给。比如以人工智能推动产品智能化、服务在线化、场景多元化，加速新产品的研发和质量优化，丰富高品质、高附加值消费品供给；再比如，加速开发以AI驱动的沉浸式体验、智能家居、智能健康等新型消费场景，带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有效激发居民潜在需求。

　　另一方面，要丰富县乡市场业态，不仅要为城市居民创造优质消费供给，也要看到并满足乡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比如，要加快推进数字基建下沉，培育更多县域电商产业集群，扩大农村网络零售额和服务；再比如，可以鼓励大型流通企业渠道下沉，有效满足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服务需求。

　　记者：刚刚闭幕的浙江省两会提出，要打造引领消费转型升级的高地。您对此有何建议？

　　刘尚希：浙江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大省，既是民营经济大省，又担负着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使命。相较于其他省份来说，浙江在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上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这对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来说，是一项基础条件。

　　在我看来，浙江要打造消费转型升级的高地，第一步，要持续缩小城乡差距，着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一方面，稳步推进农村人口市民化，充分激活和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能。另一方面，浙江有大量的外来农民工。农民的根在农村，在城市的农民工是没有根的漂泊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进城仅仅是劳动力流动，而非家庭人口的流动。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他们的养老、医疗、教育等消费场景仍要在农村中完成，很难实现消费上的转型升级。将农民变为市民，或者让他们享受市民化同城平等待遇，让他们的消费场景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潜能自然就会被激发。

　　因此，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比如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受教育权利。我注意到，为破解长期以来困扰外来务工家庭的“入学难”问题，浙江已将“为持有居住证的农民工随迁子女100%提供公办学位”纳入2025年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助力能进城愿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好融入城市。再比如，要打好住房保障政策组合拳，可逐步将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政策范围，让他们在城市里有安身立命之所，探索筹建小户型、低租金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为农业转移人口落脚城市提供宜居宜业且可负担的生活空间。

　　第二步，要加快服务消费扩容提质，打造消费新形态。消费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引导优质资源向医疗健康、文化体育、家政服务、旅游休闲等民生关切领域集聚。同时，建议浙江持续深化各方面改革举措，进一步擦亮营商环境这张金名片，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在健康、养老、家政等细分领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提高服务消费供给质量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