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一方生灵，万物共栖共生

　　天台县始丰溪国家湿地公园。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浙江在线6月9日讯（记者 周林怡 杨群）初夏，杭州临安太湖源镇高云村，几棵古树的树干上，象鼻兰星星点点地绽开淡紫色花朵。这种十余年前被确认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如今已形成上千株野外种群。村民们每天去树下转转，天热了就拉起遮阳网，已经成为一种日常。

　　在基层越来越多的地方，“生物多样性”这个看似宏大的命题被解读为最朴素的语言：保护身边的草木虫鱼，与万物共生，本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今年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 泽万物共荣”。此前，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建设厅发布《关于深化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在22个县（市、区）开展试点，覆盖全省11个市，涵盖山地森林、丘陵盆地、平原水网、滨海海岛不同的城市类型，鼓励基层首创，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

　　近年来，浙江率先提出生物多样性友好品牌建设，开展了友好城市、友好乡镇、友好乡村等不同场景的试点。在各类友好单元中，基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保护政策能否落地生根，离不开每一个村庄、每一个社区的努力。

　　摸清家底，记录万余物种

　　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谢文远的相机里，一直保留着几张珍贵的照片：落叶女贞，深绿的叶片迎风摇曳；水边的裂颖茅，茎叶晶莹剔透，似乎一碰就会折断；水中的有尾水筛，茎极短缩，顶部伸出长条形的白色花瓣，透着灵动生机。

　　这3种植物，是2021年他带领团队在天台县做本底调查时发现的台州市新记录植物，填补了这些物种在台州分布的空白。

　　保护生物多样性落到基层的具体操作层面，第一步就是摸清家底。2019年起，浙江启动各县（市、区）生物多样性调查。

　　“村里那些人迹罕至的沟沟洼洼，往往是调查重点。只有走遍了，才能既确保调查全覆盖，又争取有新发现。”天台县林业局森林资源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科工作人员梁国新说，生物多样性调查，是识别威胁因素、评估保护成效的基础工作。

　　2021年夏天，天台县继安吉县之后，在全省第二个启动县域植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谢文远带领调查队进驻天台。

　　三伏季节，辐射强、日头毒、气温高、蚊蝇多，特别是8月中旬的连续雷阵雨总是说来就来，让野外调查更添了几分艰辛。“但一看到那些植物，就忍不住一直按快门，忘了身上的疲累。”谢文远回忆，他们采集标本、确定位置、做好记录，回来后立即着手鉴定。通过一年多野外调查，团队编撰出《天台高等植物调查研究》一书，收录天台县野生及常见栽培植物275科1088属2609种。

　　2025年，浙江完成全省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共记录生物物种1.36万种。调查覆盖全省陆域范围、舟山群岛近岸海域的高等植物、脊椎动物、昆虫、大型真菌、水生生物等，其中记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76种、野生动物168种，包括普陀鹅耳枥、中华穿山甲等极危物种。

　　家底摸清了，但新的困惑随之而来。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地创新中心主任汤博发现一个普遍问题：调查报告交到基层后，有数据却没有“尺子”。“有些乡镇拿到调查成果后，具体的保护措施怎么落地、怎么跟各类工程项目衔接，手上没有可以直接照着做的指南。全球通行的保护标准往往比较抽象，从理论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恰恰是基层缺少的。”

　　为了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各地陆续开始探索标准化路径。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依托当地调查数据和探索成果，2024年发布《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生物多样性友好行动计划（2024—2026年）》，这也是全国首份乡镇层面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计划。计划里，从完成地方性技术规范，到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生物多样性科普馆，再到为学生和社区居民等群体提供教育培训等，将“生物多样性”的抽象概念拆解为一个个具体可执行的目标。同时，龙观乡还与中国计量大学合作完成了21项地方性标准，涉及生态修复、交通水利设施、社会管理等领域。

　　变化显而易见。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汪柏甬介绍：“现在所有新落地产业项目要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审查，最大限度避免基础设施建设对生物生存造成干扰。还可以协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乡村研学、体验基地等项目，为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建设提供一种新思路。”

　　放眼全省，生物多样性友好品牌建设的标准化体系正在加速推进。浙江已有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友好乡镇和体验地3个团体标准；2024年底，衢州出台生物多样性友好乡村建设地方标准；去年，《上城区生物多样性友好细胞建设技术导则》则为高密度城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可操作、可复制的技术方案。

　　友好理念，融入远山近水

　　在天台县始丰溪国家湿地公园，一台数字大屏清晰展示着各个片区的实时画面，并能自动识别飞过的鸟类。AI鸟类识别系统自去年安装以来，已记录到数十种鸟类。

　　“公园就在城区，没有围墙。早些年，老百姓私自进入江心洲并且违规搭建帐篷，对鸟类栖息地有很大的影响，很难管理。”始丰溪国家湿地公园开发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赵佳辰介绍。

　　湿地公园管理团队一边建起集生态监测、共管共治、湿地宣教于一体的智慧管理平台，一边强化管理机制，打通对接公检法等部门的渠道，状况明显好转。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地方意识到，保护只是底线，更要在此基础上贯彻“友好”理念。所谓“友好”，不是把人与生物隔开，而是在尽量降低对原有生态环境影响的同时，将生物多样性元素融入远山近水。浙江越来越多地方引导基层单元主动把“万物共生”的考量嵌入产业布局、空间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

　　杭州市上城区作为本轮全域开展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建设的22个试点之一，2024年被列为全省首个友好城区试点。今年，上城区启动鸟类友好“翼盾计划”，对商务楼宇和社区的玻璃幕墙进行防鸟撞改造。还发起“鸟类友好阳台”共创计划，在城市绿地里为鸟类搭建庇护所。

　　龙观乡则着力打造友好景区、学校、村社、企业等保护单元。在龙观中心学校后方，一处原本破败荒废的小山坡变成了诗经花园和本草园。孩子们在课堂与植物世界之间穿行学习，《诗经》里的白茅、艾草就长在身边，生态友好的种子悄然播下。

　　营造全域生物多样性友好的生态，关键还是“人”。不少基层干部坦言，推广之初，群众不理解是最大的坎。有人觉得生物多样性离生活比较远，有人把它等同于“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碰”。“老百姓靠山吃山，习惯进山采药挖笋、河道捕鱼，突然禁捕禁采，难免有抵触心理。”汪柏甬说，如果村民不理解保护的用意，就可能不参与、不配合，政策落地效果就会有差距。

　　这些年，基层也在尝试摸索一些办法。安吉县孝丰镇白杨村推行“养土工程”，用“稻—菜—花—蜜源植物”复合种植体系恢复本土生物链，既降低生产成本，又提升农产品品质，让生物多样性变成农业生产的“天然调节器”；天台县泳溪乡北山村则用保险兜底，让保护有收益、损失有保障。陈老伯的水稻被野猪损毁，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很快到账。此外，基层干部们通过用通俗语言讲清利害，用身边变化做直观教育，群众的观念就在这些具体的小事中慢慢转变。

　　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地创新中心工程师季凌波观察到，这几年基层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他印象最深的是临安区高云村：2019年，村口一株古树上附生了近千株象鼻兰。村民发现古树将死、树皮脱落，于是先撬开树根周围的水泥地让树根呼吸，又爬上十几米高的树冠拉上遮阳网为象鼻兰遮阴。“看到这些村民的自发行为，挺感动的，这或许正是生物多样性‘友好’二字真正的底色。”

　　生态优势，推动绿色发展

　　入夏，安吉县溪南村渐渐热闹起来。溪流湿地旁的乡村咖啡屋里坐满了游客，滑翔伞基地、自然漂流等项目也进入预热期，村里正为盛夏的客流高峰做准备。

　　“过去，南溪沿线因为道路施工，植被和地形被破坏，生态环境受损。”溪南村党总支书记王宏光说。溪南村启动小微湿地生物多样性恢复项目后，着手补种乡土植被、修整生态河岸、营建原生态湿地植物群落，也为萤科昆虫、各类鸟兽提供安稳栖息的家园；同时引进专业运营团队，布局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生态友好型产业。“不光让村民在家门口挣到了钱，还引回来不少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这正是依托生物多样性资源推动乡村振兴，让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价值。

　　走访中，记者发现，许多基层干部已经形成共识：建设生物多样性友好单元，是要探索出一条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平衡发展的路子。

　　从2022年起，浙江累计建成53个省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拓展了研学、文旅等新业态载体。

　　浙江济公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打造了“天台仙草生物多样性体验地”，集室内科普馆、智能温室大棚、仿野生种植区于一体，还设有石斛药用文化展示区、岩壁附生观察区等特色场馆。“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开发了5大类11节课程。学生可以观察植物生长、学栽培；游客能动手做铁皮枫斗、学怎么辨别石斛。”公司常务副总王永高介绍，这里一年接待的游客超过3000人次。去年12月，这里获评省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合理开发带来的可持续利用，促使更多人愿意参与保护，形成良性循环。去年，舟山市定海区的水獭科普馆开馆，里面既有展示科研的“知獭实验室”，也有做研学文化的“水獭教室”。运营方杭州原乡野地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负责人沈秋说：“以前只有一个保护站，很多事只能默默做，缺一个能集中科普、扩大影响的地方。”现在，这座全国首个水獭专题展馆已有社区各行各业居民、中小学生成为公益监测员，织起了一张全民参与的保护网。

　　专家认为，近些年，浙江各地基层努力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良性互动，但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有深有浅，步子有快有慢，也普遍存在专业人才短缺、优质资源统筹不足、可持续利用机制未闭环等难题。建议有关部门推动基层干部系统性培训，让保护理念贯穿项目决策和建设施工的每一个环节，同时加快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把权责边界写进法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