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玲玲侍奉母亲。（余铅 摄）
天蒙蒙亮，鄞州中河街道桑菊社区永泰花园小区的一扇窗已透出灯光，那是陈玲玲的家。
灯下，陈玲玲的身影在厨房和卧室之间来回移动，穿衣、擦脸、递茶、喂药，再用轮椅把母亲推到阳台。然后，她匆匆抹把脸，转身又去厨房准备早餐。
“从把阿姆接到我家来，我就一直跟她睡一个房间。”陈玲玲的卧室里，两张床并排摆放。一翻身，她的手就能触到母亲的床沿，掖一掖滑落的被角，握一握母亲的手。
母亲瘫痪时，陈玲玲29岁。这套动作，她重复了35年。
“多担一些作为老大的责任”
1991年，母亲陈凤美49岁。一个深夜，患有脑膜炎的她起身上厕所，脚下一滑重重摔倒，随即陷入昏迷。
家里人急忙将其送往医院。“我们只当是头晕，谁知下午人就说不出话了。”在宁波住院近一个月，病情不见好转，医生建议转到上海仁济医院。
那时的陈凤美无法站立，也不能久坐，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坐船去上海。“那天下午四点多登船，我一刻不离守在阿姆床边。”往事在陈玲玲记忆里依旧清晰。
那一夜，轮船随波摇晃，陈玲玲趴在母亲床边。“阿姆一动，我就抱住她，生怕她掉下来。”船舱里灯光昏黄，她就这样半梦半醒地守了一夜。
在上海，陈凤美被确诊为多发性脑梗。几经辗转治疗，她能讲话了，双手也能慢慢活动。“有好转，但双腿不能动了。”医生的平静宣告，意味着母亲往后只能卧床度日。
那一年，陈玲玲的女儿刚满周岁。一边抱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一边帮父亲照料卧床的母亲，两头拉扯的日子，早早压在了她的肩上。
2004年，变故再起，打碎了辛劳日子里短暂的平静。
父亲外出时，母亲口渴想喝水，伸手去够桌上的热水瓶，手一抖，滚烫的热水倾泻而下，她的臀部被严重烫伤。
“她有糖尿病，烫伤之后引发败血症，医生说人可能随时会走。”出院之后，母亲被陈玲玲接到自己家中照料。
每日消毒换药、吹干伤口，又联系“赤脚医生”上门输液打针。日复一日精心看护，母亲的病情竟然一点点好转。从那时起，陈玲玲正式扛起全天候照顾母亲的重担。
“三个妹妹身体都不是很好。而且，轮流照料、频繁更换环境，对阿姆也不好。”陈玲玲哽咽道，“阿姆这辈子太苦了，没享受过好日子。我是家里的老大，有责任多担一些。”姐妹几人商议，每月共同承担母亲的生活费，医药费平摊。
然而，没过几个月，父亲查出贲门癌晚期，也住到了陈玲玲家。重担，进一步压在她肩头。一年之后，父亲撒手人寰。
“阿姆好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经常会感到崩溃。”陈玲玲语气平淡，仿佛在说别人家的故事。
她至今记得，父亲病倒住院时，她从医院回家，一推门，就看见母亲床上一片狼藉。那种无力感，像潮水一样瞬间将人吞没。“那段时间，我甚至害怕推开家门。”陈玲玲说。
一边要服侍卧病在床的老人，一边要照看年幼的孩子，还要外出打工赚取家用。压力层层堆叠，让她喘不过气来。
糖尿病人更容易滋生褥疮，陈玲玲每天要为母亲擦洗身体。有时她刚给母亲擦好身体，换好干净裤子，一转头，母亲身上又被排泄物弄脏了。
“我刚才问你要不要上厕所，你还说不要！”情急之下，一句埋怨话脱口而出。
母亲不说话，就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怯怯地抬眼望向女儿。
“我说完，心里就难过。”怕母亲多想，陈玲玲背着她偷偷地哭。
35年里，这样的场景数不胜数。抱怨过，痛哭过，待泪水拭干，陈玲玲依旧起身做饭、擦身、换药。“慢慢开导自己，有时找妹妹们吐吐槽，心态必须稳住。阿姆好好的，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日夜无休的操劳，也让丈夫心生怨气，责怪她不该将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争吵渐渐成了常态，最后，两人离婚了。
比起脏污劳作与身心疲惫，更让陈玲玲心悸的，是深夜里母亲骤然沉寂的呼吸声。有一夜，她连声呼唤“阿姆，阿姆”，却得不到一点回应。她慌忙起身探触，脉搏与呼吸尚在，只是怎么也唤不醒。她吓坏了，打电话叫来救护车。“医生说，如果旁边没有人，阿姆就走了。”
这样的深度昏迷，后来还发生过几次。有一次在医院，护士发现后紧急叫来医生，因为一时找不到原因，只能反复揪老人大腿，揪得腿上布满乌青，半个钟头之后，母亲才缓缓苏醒。
自那之后，陈玲玲夜里睡得愈发浅。母亲打呼噜声音重，她怕痰液堵塞气道；没声音，她更害怕。“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就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照护之外，经济压力同样沉重。
母亲瘫痪多年，各类药物、就医诊疗大多自费。棋牌室保洁、商场促销员、养老机构护工，她一份份工作轮番尝试，最难的时候身兼两份工作。
如今，家里装着摄像头，外出上班时，她通过手机监护母亲。妹妹们也常来搭把手。
陈玲玲的付出，妹妹们看在眼里。“这么多年把母亲照顾得那么周到细致，我们心里非常感激。有这样一位姐姐，真的是我们和老妈的福气。”二妹对大姐的感念，发自心底。
“想让阿姆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日子再苦，陈玲玲也舍不得让母亲受委屈。
母亲想吃什么，她就准备什么。黑米粥、馄饨、油条、大饼……早餐换着花样来。
陪母亲去医院检查身体时，医生盯着检查单，忍不住惊叹：常年卧床的老人，肠胃状态竟比很多同龄人好。那一刻，陈玲玲感到无比自豪。
“自从瘫痪后，阿姆就常年待在屋里。我总觉得，她不该被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应该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晴好天气，陈玲玲一有空就背母亲下楼，去附近公园晒太阳。
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妹妹们就过来一起帮忙。东钱湖、月湖、金峨寺、樟村、鼓楼……宁波的山水和街巷，都留下过母女相伴的身影。
“带点吃的，把布往草地上一铺，像野餐一样。”陈玲玲说，母亲喜欢出去，坐在阳光里，吹着风，看着花草，心情会舒畅很多。
说着说着，她点开手机相册，一张张照片滑过。照片里，母亲坐在轮椅上，脸上带着明朗的笑容。
2020年7月的一天，陈玲玲想起母亲从前爱哼越剧，一个念头涌上心头：带阿姆去唱卡拉OK。姐妹几人一商量，下午KTV价格实惠，便推着老人前去。
包厢里，老人握着话筒，唱了《红楼梦》《白毛女》选段。那个午后，长久困于床榻的母亲，沉浸在婉转的戏曲声里，满心欢喜。
母亲八十大寿那天，全家人齐聚一堂，热热闹闹为老人庆生。老人戴着生日帽，坐在大蛋糕前，眉眼中透着开心。
如今，老人记忆力退化，耳朵也不灵了。但见到有人来，她会笑着说：“女儿好，我开心。”
陈玲玲悉心照料母亲，街坊邻居有目共睹。吕阿姨家离得不远，平日里常能看见陈玲玲忙前忙后的身影，忍不住称赞：“几个女儿对母亲都很好，特别是大女儿，这么多年一直尽心照顾，交关好！”
陈玲玲的女儿自从有了孩子，更加理解了妈妈的辛苦，她常说：“你放心，以后你年纪大了，我也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采访临近尾声，陈玲玲起身走向母亲，俯身整理老人的衣领，顺手帮老人擦了擦嘴巴，动作熟练而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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